赌王luckydog的一生

　　一
　　何先生去世，多少有点尸骨未寒，已被写尽的感觉。
　　何先生的一生，是最好的热点写作素材、名利场、中外混血、神秘的财源、4房妻妾和17个子女……
　　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何况何先生的一生，确实足够体面，爱国商人、捐赠国宝兽首，一生周旋于中外诸多势力之间……
　　我看到很多人都羡慕何先生，觉得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这可能并非完全是赤裸裸的成功者崇拜，只是羡慕一种体面的人生状态。
　　其实说实话，何先生是做博彩业，也就是赌博。做这行的，全世界想做大的人，最讲究的，都是＂体面＂二字。
　　周旋于黑白二道之间，周旋于法律与道德的缝隙之间，不讲体面，大概难逃暴尸街头。
　　但何先生又是幸运的，以追求体面来说，谁又能比的了旧上海滩的杜月笙杜先生。
　　杜月笙的一生，围绕人生三碗面，即＂场面、体面、情面＂。周旋于西方列强、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多种势力之间。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当代春申君＂是对杜月笙的形容之一。
　　但战国四公子里，也是春申君下场最不好。
　　以杜先生自己的立场，在历史进程中选择了国民党，其实正常不过。
　　而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终究是给自己，给政府留下难题。
　　所以，去国是对自身体面的最后维持。
　　我为什么想到杜先生，是因为觉得何先生还是运气好。
　　以何先生作为标准，杜先生不算善终。但假如让何先生和杜先生调换一下位置，何先生在上海，杜先生在港澳，又不知结局如何。
　　一个人的体面，讲究个人追求与趣味，也由历史进程决定。
　　二
　　杜先生之外，还有一位李先生。
　　李先生的在国内的公众形象早已颠覆，骂名无数。
　　但多少年前，他的形象并非如此。
　　他是当时后浪们崇拜的对象，他的传记、名言，被反复学习，研究。
　　他同样是爱国企业家的代表。
　　在慈善方面：1991年，李为华东水灾捐助5000万元及为汕头市台风灾害捐助500万元；
　　1993年，他为中国残联捐助1.05亿元，使大约3万名农村肢体残缺者得到救助；
　　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及旗下等共计捐款1亿3000万元人民币。
　　在教育方面：
　　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新北大图书馆由他所捐赠，长江商学院来源于他，广东地区在珠三角以外唯一拿的出手的汕头大学，也可以说由他一手创立。
　　更不要说大量商业投资带来的税收与就业。
　　当然，这些功，早已化为烟云，更多的是＂李家的城，别让李黄瓜跑了＂。
　　他的商业帝国，似乎充满了阴谋与罪恶，每一次布局都轻则留着资本家嗜血的贪婪，重则要上升的国家民族层面。
　　其实，李先生的历史功过，可能现在并不容易说清楚。
　　但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今日中国的成功崛起，其实是少不了港澳的功劳。特别是香港，相比于投资、设厂和就业等基础设施，资本与窗口这种上层建筑的意义更加重要。
　　完全替代香港可能不是最有利的选择。毕竟，新加坡再好，不是中国的。毕竟，上海和深圳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某种程度，也是大陆和香港互相成就的历史。
　　我认为，互相成就比恩惠，更恰如其分。
　　李先生作为一个商人想多赚钱很正常，他的所有投资不可能每一项都带来正面意义，这样的商人可能历史上也找不到。
　　香港与大陆由于存在资源的不对称性，有部分人有不太合理的优越感也是事实。
　　但实则没有必要咬牙切齿的痛恨。
　　三
　　对李先生宽容一点，可能是一个逻辑自证的过程。
　　因为何先生与澳门体面，是建立在博彩业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有赖于博彩业的繁荣，澳门还有合法的色情业，发达的餐饮业以及应有尽有的购物业。
　　可以说，欲望尽于此。
　　这并非澳门的独创，世界上所有的赌城、无论是拉斯维加斯还是蒙特卡罗的都是如此。
　　纸醉金迷不是坏事，客观来说我也喜欢。
　　我不愿意当伪道学家，美食美酒我很喜欢，美人我更是喜欢。
　　但我对赌博还是有距离感。
　　赌博是人类历史悠久的行为之一，也是部分人类本性的反应。
　　一个人喜欢赌博，并不代表他会失败，相反我知道很多现在依然非常成功的人，多少都是赌博爱好者，即所谓：喜欢玩两把。
　　但另一方面，在澳门赌城这个销金窟里，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这无需否认。
　　我认识知道的就不少，我没法在这里说出他们的故事，但每当听到这些故事，从道德上来说，我总是有些感官不佳。
　　至于一些政府官员，国企管理者造成的社会公共财产的损失，这里就不去上纲上线了。
　　但我也知道，道德清流，不是解决社会现象的最好手段，禁绝了一种赌博方式，他们也会找到更多不受控制的赌博方式。
　　但确实有一种奇怪的形象，似乎人人痛恨赌博，但很少人痛恨赌城和赌王。
　　四
　　最后，现在其实还有一种情绪——
　　万恶皆归于资本家，不管你是地产、金融、电商、游戏还是博彩，仿佛入关打倒消灭了他们，一切皆公有了，海内就能升平大同，万民都可乐业安居。
　　当一个社会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富人当然不该免于反思和被谴责。好的制度设计，本质也是为了节制财富的过度失衡。
　　但以最后两个梦想来看，过去100年，以单纯的打倒和消灭作为手段，来实现天下大同的繁荣，没有成功的先例，未来100年大概也不会有。
　　既然我们对何先生和他所在的地方宽容，也不妨对李先生和他所在的地方，采取更克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