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杀妻案嫌犯家属跪求死者家属谅解，为何这是自取其辱？

　　嫌犯家属跪求死者家属
　　＂南昌杀妻案＂二审结束（将择期宣判）。然而基于案情事实的考量和一审判决（死刑）的参照，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审判决。不过庭外的一幕还是挺让人感慨的，嫌犯家属竟然跪求死者家属谅解，就观感判断应该是嫌犯的母亲跪求死者的母亲。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我们惯常认为只有死者和死者家属才可称得上受害方。以至于即便嫌犯家属什么错也没有犯，在道德层面好像也是弱势的，这导致嫌犯家属在参与庭审的过程时也是始终抬不起头来。
　　可我们还是要知道，嫌犯的母亲在面对儿子杀妻的事情上应该也有＂受害的属性＂。但是嫌犯母亲的这个＂受害的属性＂却也只能硬深深承受，而不是跪求曾经的亲家母谅解自己的儿子。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没什么商量余地的。
　　因为死者母亲的诉求很明确，就是希望维持一审判决，给自己的女儿一个交代。并且死者的母亲也提到嫌犯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三年，用她的话讲：＂我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结果他这样。＂另外还提到一审结束后，嫌犯家属曾表示愿赠送她两套房产，以求得原谅，但她拒绝了。
　　据此而言已经很明确，死者母亲＂要得就是嫌犯的命＂，至于房产补偿也好，下跪祈求也罢，既然一审前没有让步，想必二审后也就不再可能让步，并且就算此时让步好像也已经无济于事。
　　不得不说，在＂捞子心切＂的事情上，我们也只能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悲悯心去理解嫌犯母亲的低姿态，但是却不太认同她的低姿态。因为对于这种道德绑架式的行为，最终也只是自取其辱。
　　一般来讲像这种没什么大变化的案子。无论是道德审视，还是法理审视，应该都会无条件地站边受害方。并且牵涉人命的案子，受害方多半会把＂讨公道＂和＂给交代＂摆在首位，至于赔偿的诉求往往排在次要位置。
　　于此嫌犯的母亲跪求死者母亲谅解的行为，多半也只是自洽的实践。这里的自洽应该偏重无望，也就是已经清楚儿子难活命，所以尽最大努力把该做的都做到。这就跟很多子女在确定患绝症的父母日子不多时，带着到处旅游的补偿心理是一样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死者的母亲并没有立马甩开曾经亲家母的手，而是选择目视亲家母的无望。说到底如果没有这场悲剧，可能这俩位老母亲已经在带孙子或孙女，可惜一人犯错，两家受难，他（她）们终将只能成为仇人。
　　另外嫌犯母亲＂捞子心切＂这事儿让亲家母去谅解，确实是有些残忍的。之所以这样讲并不在于能不能谅解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谅解＂之间是有基本限度的。平心而论，人家的女儿都被你儿子杀害了，还要让人家谅解，这样的母亲确实也是够冷酷的。
　　如此评说，并不于＂捞子心切＂是否合理，而是作为嫌犯的母亲来讲，最要紧的是先抚慰死者的母亲才对，而对于曾经的亲家母是否选择谅解自己的儿子，但凡已经正常的交涉过，最好也就不要再用道德绑架去苛求。
　　一方面道德绑架注定无用，而且还会自取其辱；另一方面，儿子把人家的女儿杀害，就算民事赔偿还没有提上日程，作为抚慰也该有所表示，而非是急于用房产争取人家的谅解，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嫌犯的母亲本就没有做对。
　　与此同时就算死者家属的谅解可能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但是在具体的法理实践中，谅解的作用依然是很小的，尤其是在惨烈的命案中，往往量刑的轻重还在于案情事实是什么，而非是死者家属出具谅解书就能免去重刑。
　　人们常说法理无情，可事实上当人无情残忍到极限时，也就只有法理才能找回可见的公道。说实话，只因简单的家庭纠纷就把妻子杀害，无论怎么辩解都无法回避主观的恶性。并且事后还选择抛尸，也就是根本没有作出及时的悔过，所以很难说是＂冲动杀人＂。
　　因此死者的母亲坚持曾经的女婿是蓄意谋杀，大概也是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法理的判断更讲究证据链，并不是死者家属想让重判就重判，也并非嫌犯家属不想让重判就不重判。因此对于庭外的这个插曲，显然也只是＂人之常情＂，除此之外确实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