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国家权利运作的模式（四）吏胥问题和人事机制

　　吏胥是指各个机构当中，有一定文化知识，并按照官员的指令处理日常公务的办事人员。在中国古代，本来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称作吏，但是随着科举考试的出现，人们逐渐追求做官，而不是做吏。朱元璋曾经规定，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认为吏在官场磨练久了，心术已坏。所以明代吏跟官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吏可以做官，但很难做到四品以上。像翰林院、六科、御史这些官员，绝对不准吏出身的人来做。
　　明代吏的来源主要有金充和罚充两种。金充就是从农民家里选一个读过书的孩子来做吏。罚充是指犯了错误的官员、不好好读书的国子监的学生被罚充为吏。到了明朝中期，因为吏拥有特权，能够接触很多人，逐渐有人拿钱来买吏，称为＂告纳＂。在县一级的衙门里，刑部吏掌管刑事案件的审理，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熟悉陈年旧案。钱粮吏掌管收税。吏员要想谋求到这两个职役，不仅要＂告纳＂，还要拜师，即拜现在正在做钱粮更和司法更的人当老师，给他们送纳金钱，称为＂顶首＂。明代更役年限为五十岁，所以吏员退休之前一般都能收到一笔顶班的钱。
　　明代衙门里头还有一批人叫作＂皂吏＂，皂吏是服务人员。每个衙门根据官员的品级来确定配备皂吏的数量。最初由国家来分派皂吏，到了中期以后国家发给＂柴薪银＂，由官员自己雇人。明代吏胥人数大大多于官员，如北京的宛平县。宛平县算个大县，官有5个，比一般的县要多一个人，更有将近30个。可见明代吏员数量之大，不可忽视。
　　吏胥舞弊代代有之，明代吏胥之地位，决定了吏弊之严重，吏员往往借公务收受大量贿赂，＂说事过钱＂四个字形象地道出了吏制的腐败。
　　人事机制
　　决策、议政、执行、监察等环节的运作，最后的关键在于用人。朱元璋曾经讲过：＂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明代在用人制度上颇有特色：
　　第一，寓激励机制于考核之中。明代的考核制度有两种，一种叫＂考满＂，一种叫＂考察＂。所谓＂考满＂就是任满考绩，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根据业绩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考察＂是对官员进行更全面的考核，不仅考绩，还考察居官行止各个方面，有京察、外察、闰察之分。京察的对象是中央各机构的官员和顺天府、应天府的各级官员，分别在北京、南京举行，称为北察、南察。外察的对象是地方官，地方官每三年朝见天子一次，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故称为＂朝觐考察＂。＂闰察＂是京察、外察之外的临时性考察。
　　明代考满侧重于奖，把勋官、散官、加官等荣衔与考满的结果相结合。如三年初考称职授予一个荣衔，六年再考称职再授予一个荣衔，九年通考称职，官位上升，品秩提高，就会授予更高一级的荣誉称号。如吏部尚书最高品级是正二品，考满合格可以加公孤衔（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品级提升，同时加官还可以拿到双份的薪俸。例如于谦任兵部尚书，正二品，加官少保，所以拿尚书和少保两份工资。而且考满称职的还能给家庭带来荣誉。不仅父亲、祖父可以得一个散官的荣誉称衔，母亲妻子也可以得到相应命妇的封赠。另外可荫一子为官，就是说可以优待一个儿子上学，可以给个小官做，称为＂任子制度＂。这一制度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享受，六品以下的官员并不适用。明代这种制度，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明代实行的是低薪制，这种低薪制造成了官员的贪污。贪污的主要方式就是将＂火耗银＂占为己有。＂火耗银＂指的是地方官从百姓那儿征税征费，会收到大量的散碎银子，这些银子经熔化后铸成大锭时，会产生一些损耗，叫＂火耗＂。损耗了多少说不清，于是这就成了贪污的最好办法。清朝雍正年间，为了遏制贪污进行过改革，取消火耗银，发放养廉银。但是久而久之，养廉银就变成了固定俸禄，贪污腐败依然盛行。
　　明代考察依据是自陈、考语和访单。＂自陈＂是官员对自己几年来工作的总结，内容涉及具体实务。考语就是鉴定，由所在部门出具。访单是指吏部、都察院考核官员时，密托六科当中的吏科都给事中和都察院的河南道御史，向被考察官员身边的人发出的调查表。考语和访单具备以后，还要对被考察官员进行＂过堂考察＂。所谓＂过堂考察＂是指考察官对被考察者进行当面询问，这种方式有利于防止诬陷。明代不称职官员分为八等：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疾、疲软无力、素行不谨。其处分分为四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和为民。
　　第二，正常的迁升和推升相结合的制度。考满属于正常的迁升，但是任何王朝都有破格的升迁制度，以使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明初多采用＂保举法＂，后来产生了＂廷推＂制度。高官是由大臣们来推举，小官则由吏部来推举，且推举不限年头。这种正常升迁与破格提拔相结合的选官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稳定性，更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第三，官员更新颇重文化素质。明代的学校教育非常发达。洪武八年，朱元璋下令，全国、村镇都建立学校，以图普及教育，所以明朝知识分子的数量非常庞大，这就为官员的更新提供了充实的来源。官员虽有文化，但多数只徘徊在官僚队伍的下层，非进士出身的人很难进入高官队伍。比如内阁官员要求庶吉士出身，所以一般的进士如果没有经过翰林院三年的修学，很难在内阁谋求职位。例如明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虽与大学士张居正同为一科的进士，但因不是庶吉士出身，所以就没能进入内阁，并常以此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