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士大夫政治

　　所谓＂士大夫政治＂是指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才产生的现象。
　　北宋前中期开始崛起于政治舞台上的＂寒俊＂，是一批新型的士人。他们出身清贫，通过科举等途径晋身，参政议政，以天下为己任。像当时做过副宰相的范仲淹、欧阳修，像宋代的＂儒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这样一类人。欧阳修四岁丧父，因为买不起纸笔，只好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就是这样一批出身清苦贫寒、襟怀天下的新型士人，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敢当天下事的气概。
　　说到敢当天下事，先让我们回到宋真宗时澶渊之盟的例子。公元1004年，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二人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南下，一直打到澶州。北宋京师震动，有的大臣建议赶紧撤到金陵（今南京），有的说干脆退到四川。千钧一发之际，宰相寇准挺身而出，他建议索性调动军队迎上去，也就是御驾亲征。当时另一位宰相毕士安和一些军事将领也支持寇准的意见，于是皇帝勉强决定北上。澶州是夹河而城，分为南城、北城，黄河穿城而过。皇帝到了南城，不想再去北城，感觉前面至少还有黄河天险，算是一道屏障。可是双方军队对峙是在北城之外，寇准认为一定要到北城，才算真正抵达前线，才能＂取威决胜＂。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的军士看到皇帝的黄龙旗张扬在北城，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伏弩射中阵亡，影响到契丹军队的士气。于是，经过一些台前幕后的牵线，双方决定议和。
　　宋廷派曹利用到对方去谈议和条件，真宗的底线原则是不能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但可以给予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则命令曹利用说，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真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数额对于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地区在和平时期会开设宋辽之间的贸易榷场，宋朝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中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他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这一说法，体现出当时士大夫的忠节观，也体现出他们对于＂天下＂的责任感。
　　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个人道德修养所致，还因为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三军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们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不把道德的自我修养和从政看作两回事，而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是多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外王，就是要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段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一段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另外一段就是两宋时期。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都有一种生机勃发的创造性，反映着一种时代精神。这里有一个小例子。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张载，曾经在京城里讲《周易》，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他学。他当时派头很大，坐在虎皮上讲。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兄弟来访，与张载交谈《周易》心得。第二天张载卷起虎皮，对学生们说，＂我平常讲的很多不对，现在二程来了，他们深明《易》道，诸位今后跟从他们学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人彼此之间的切磋琢磨、辩驳问难，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呈现出一种非常开放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也体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
　　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一诗中说，当时的士大夫是＂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针对时政，大家都争相表达个人的观点，陈述自己的意见。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王安石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陆游的祖父陆佃曾说，熙宁变法之始，皇帝宋神宗希望大有作为，与王安石议论相和，倚重他来推行新法。王安石为人性情刚烈，在讨论具体事情的时候，会与皇帝有所争辩。王安石往往辞色俱厉，毫不退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经常改容欣纳，表示虚心接受他的意见。
　　王安石与当时的士大夫，与他的一些朋友之间，也是各自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时期曾经是亲密的朋友，当时有所谓＂嘉祐四友＂之说，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随着新法开始推行，两个人意见很不一致，分歧越来越严重。不仅在财政方针上，王安石以＂开源＂为理财的主要思想，而司马光主张＂节流＂；而且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于＂祖宗之法＂的态度，改革要激进还是缓进，解决农业问题的方针，等答，意见都非常不同，终于导致二人分道扬镳。
　　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通信现在还能看到。司马光在一封信函中说，＂观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回答道，如果君实（司马光字君实）你责备我在宰相的位子上这么久，没有帮助皇帝大有作为，没有能够惠泽天下的百姓，那么我承认有罪过；但是如果你认为当今什么事情都不用办，一切恪守祖宗之法就行，那你的意思我不明白。当时的激烈交锋，也反映出士大夫勇于担当的气概。
　　从王安石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到士大夫对于个人修养、人生进退的态度。他在熙宁十年（1077)第二次离开宰相位置，回到金陵（江宁府，今南京）。元丰中，苏轼从黄州回京城开封，路过金陵，往日政见不同的这两人终日游赏在一起，共同谈论古昔经典的文学作品，体味佛教禅宗的精髓，彼此敬佩。
　　王安石虽然不做官了，仍有当地官员不时前来看望。元丰末年，他住在蒋山一带，平时骑驴出入。一次，正值盛暑，当地的提点刑狱官员李茂直前往探望，路上碰巧遇到。于是王安石坐在矮凳上，那位官员坐在一张胡床（折叠坐具）上，在路边聊天。说得时间长了，太阳转过去晒到二人。随从把伞张开，日光却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吩咐随从为相公遮阳，王安石却很坦然地说：＂用不着。我下辈子可能转生为牛，每天正是要日下耕田。＂淡淡一番话，看得出下野后的王安石，心态之平和、豁达。
　　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他不仅是长于散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不止是五言诗、七言诗，他的六言诗也很出色。《题西太一宫壁》是王安石题写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的粉壁之上的。这些公共场所、游人聚集处，都有粉刷过的墙壁专门供文人墨客在上面题词。诗中说：＂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后面几句是说他当年曾经跟随父兄到此，现在头发已经花白，旧地重游，想找寻当年去过的地方，居然无从寻觅。元祐年间，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来到西太一宫，看到这首旧作，＂注目久之＂，最后只说了一句：＂此老野狐精也。＂可见其内心的倾慕。黄庭坚次韵赋诗，说＂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人们通常会说，跟在唐人后面，是宋代诗人的不幸，因为很难超越唐诗的成就。但实际上，宋诗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像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虽然遣词用句可能平淡无华，但在其中蕴含着很多深邃的哲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