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历史（15）朝鲜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是朝鲜开国后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益加剧，朝鲜成了日、俄、英、美诸国觊觎的一块肥肉，国际政治力量冲突的重要舞台。从历史传统上看，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对外隔绝，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
　　为了保护朝鲜以保障中国东北的安宁，清朝的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务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由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互递信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李鸿章和驻日公使何如璋都主张采用向各国开放朝鲜门户的方法，施展＂以夷治夷＂的平衡政策，以避免朝鲜成为某个列强的独占物。1882年5月至7月，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两次率军舰护送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前往朝
　　鲜，协助朝鲜与美、英、德分别签订通商条约。
　　日本则一直怀有吞并朝鲜的野心，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在朝鲜获得了许多不平等权利，并对朝鲜统治阶层进行拉拢渗透，引起朝鲜人民的愤怒。朝鲜国王李熙，1863年12岁时，以旁支入承大统，由其父大院君李正应摄政。14岁，李熙与闵氏女结婚。1873年，大院君归政。由于李熙十分懦弱，大权落入闵妃手中。闵妃代表外戚势力参政，和大院君各树党羽，形成对立。
　　在外交政策上，大院君是坚定的＂尊王攘夷＂论者，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闵氏集团则在欧美列强和清政府的倡导下，寻求对外开放，但他们对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在对外交涉中丧失权益的情况知之甚详，对琉球最近被日本并吞也很关注，所以对能否依靠清政府保护，对付日本、俄国等列强的觊觎，心存疑问，甚至在不少官员中出现了媚日的倾向。使得朝鲜内部的
　　政治局势十分复杂。
　　1882年7月23日，汉城驻军因官厅逮捕、迫害拒领饷米，殴打官吏的士兵而举行起义。枉寻里、黎泰国等地方的贫民纷纷响应，起义者打开武器库，冲人王宫，杀死闵氏集团的大臣，捣毁达官显贵的住宅，袭击日本公使馆，杀害8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连夜逃往仁川。24日，大院君被暴动群众迎入宫中，掌握政权。起义者还捣毁了捕盗厅与义禁府，释放了各类政治犯。大院君夺取了胜利果实，重新掌握了政权。闵妃在乱兵入宫时，化装成宫女逃往忠州，与朝鲜派驻中国的使节金允植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与此同时，日本的开化派人物俞吉浚、尹致昊于8月6日上书日本太政官，要求日本派军舰到仁川近海，观察朝鲜局势的变化。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从群众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开始，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开放、反日本的政治斗争，带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党派斗争色彩。
　　得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的消息后，日本立即进行了全民动员，决定以武力干涉朝鲜事务。中国向来不在朝鲜派遣官吏，故此，直到8月1日，清政府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朝鲜发生兵变的消息。此时，李鸿章正在回合肥奔丧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为了防止日本借机介入，清政府一面诏令李鸿章回天津，一面饬令张树声派水陆两军迅速赶赴朝鲜。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到合肥向李鸿章汇报事务，但他刚刚到上海，就接到电报，命他立即返回烟台，与丁汝昌率军舰东渡朝鲜。
　　8月7日，丁汝昌抵达登州（今天的蓬莱），与帮办山东军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商讨如何援助朝鲜，并转交张树声亲笔信。8月8日，马建忠到达烟台后，吴长庆便率幕僚张謇赶往天津。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是淮军＂庆军＂首领。因早年派系原因，与江西巡抚刘秉璋关系较为密切，但在淮系军阀内部，结交朝贵，网罗人才，企图独树一帜。故此，李鸿章对其没有好感。当时，他虽然官居广东水师提督，却并未到任，仍带所部，驻防山东。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23岁当了吴长庆的幕僚，时年29岁。虽尚未显达，已是吴长庆的重要助手。8月9日，吴、张抵达天津，与张树声闭门密谈东征大计。马建忠、丁汝昌则带领＂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烟台起程。此前，黎庶昌致电国内，主张对日强硬，并在解决朝鲜危机后＂由我主持国是＂。张树声对此表示赞同。同日，在华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提出了拘捕大院君的方案。11日，吴长庆、张謇乘轮船返回登州，发布开拔命令。
　　张树声、吴长庆决策的核心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事变。张树声虽为淮系军阀中除李鸿章以外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是李鸿章离任前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但从前述的李鸿章、张树声、张佩纶三角关系中，我们已能感觉到彼此间的微妙关系。张树声临时替代李鸿章做＂看守总督＂，总督衙门里全是李鸿章留下的旧人。他要在短短数月中崭露头角，壬午兵变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在李鸿章幕僚中的袁保龄、马建忠都主张对日强硬，薛福成更强调要吸取日本强占琉球（今天日本的冲绳）的教训，吴长庆所部又驻扎在烟台附近，便于调动，所以这次出兵行动部署得极为迅速周密。
　　尽管如此，8月10日，当中国舰队抵达仁川时，日本的＂金刚＂舰已先期到港。经过考察，丁汝昌12日乘＂威远＂舰回天津汇报局势，马建忠同＂超勇＂舰管带林泰曾、＂扬威＂舰管带邓世昌坚守仁川。为了争取优势地位，日本在随后的十天中，向仁川增派了7艘军舰，1营陆军，形势日益紧张。20日，吴长庆、丁汝昌率2000人分乘＂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五舰到达朝鲜。吴长庆的幕僚中，除张謇之外，还有一个23岁的青年袁世凯。此前一年，袁世凯刚到登州投军，帮办吴长庆军营事务。他先期率500人赶往汉城，吴长庆也带大军随后而至。26日，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在汉城设计扣留大院君，由丁汝昌护送，冒雨夜行120里，次日清晨抵达南阳，登上＂登瀛洲＂舰，直抵天津，后马上将其幽禁于保定。
　　早在清军发兵之前，清政府便根据金允植的说法，把兵变的祸首推定为大院君，这种说法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令人怀疑，把亲华排日的大院君说成是亲日派更是个错误。但大院君入宫后，乘机扩充势力。将其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对列强均等开放的政策，并借此平息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二次直接参与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斗争，也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事情平息后，吴长庆部暂留朝鲜，袁世凯更是在朝鲜度过了漫长的12年。朝廷在平定壬午兵变中体会到海军的快速机动作用，甚为满意。
　　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阻止日本对朝鲜的干预介入，强化在朝的宗主权。但在随后的朝日谈判中，却没有正确指导外交斗争，致使日本在8月30日即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朝鲜向日本赔偿损失费55万元，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并开放通商口岸。此时，中国海陆大军云集仁川、汉城，在取得战略主动的情况下，居然默认日本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海外驻兵权，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祸根，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