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人与动物的区分

　　人的欲望不同与动物的欲望。人的最具动物性的欲望也是人性的。同时，人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动物无可比拟的。最后人具有智慧。动物，哪怕是最高级的动物也是没有智慧的。（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 文| 彭富春
　　人是一个动物，但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一个特别的动物。因此，人和动物之间存在一个最微小的缝隙，但它又是最难以逾越的。
　　事实上，西方的历史主要不是人与动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神的关系形成了主题，这尤其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古希腊认为神是不死的，因而是长存的；但人是要死的，因而是短暂的。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意味着人要认识自己不是神，而是人。中世纪相信神是造物主，而人是受造物，人背离了神并因此要皈依神。只是在近代以来，神或者上帝对人失去规定性之后，人们才首先考虑的不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
　　近代以来的哲学对于人和动物关系的思考基于人与其它存在者关系的确定。此时的世界是由人和自然所构成的整体。在存在者整体中，矿物、植物、动物、人和神都以自己不同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其中当然保存了人与神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经变成人和自身神性的关系，亦即人和理性的关系。与此相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突显出来。这是因为人和自然虽然也同属一个世界，但人作为主体又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相分离，并去设立它，生产它。这就使人与自然划界，与动物划界。
　　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立于何处？人与动物可以作出许多区分。如生理上，人最显明的特征是直立的双脚和灵活的双手，还有大脑以及其他面部形态。而动物，那怕是最高等的动物也不具有人的这些特点。可以说，人与动物的生理性的差异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存在的，因此，其区分是无限的。但这种区分可多可少，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饮食上，人熟食，动物则生食；性行为上，人可以在任何时令做爱，而动物则只能在特定的季节交媾。但所有这些人与动物的界限都是似是而非的，因此是模糊的、朦胧的。这要求寻找一明晰的分界线，它使人与动物相互之间不可逾越。
　　自古希腊以来，人就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成为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但这一点只是在近代得到强调并形成主题。理性是思想，而且是自身建立根据的思想。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不同于神，因为神不是动物，而只是理性的存在。同时人也不同于动物，因为动物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人一旦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这就意味着理性是人的最高尺度，并作为人思考、言说和行动的准则。惟有如此，人才能规定自己并规定他的对象（世界）。
　　现代依然注重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但其最终界限不再是理性，而是存在。存在比理性更为本源，而存在本身却是超理性，超逻辑的。于是，人的规定不再是作为理性的动物，而是作为生活者、存在者和生产者。尼采从生命和创造力意志来解释人的本性，而生命是欲望，是它的保持和上升。不是动物，而是人才将创造力意志作为自己存在的规定。海德格尔将人理解为此在，亦即立于林中空地的存在者。
　　动物虽然存在，但惟有人理解了自己的存在。作为此在的人是一能死者，他能以死为死。但动物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死亡，它们生命的完结不过是倒毙。因此，人要首先规定为能死者，然后才能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放弃了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而是将人置于存在的领域。但马克思将人的存在把握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成为了马克思思想中人与动物的最后分界线。
　　马克思对于动物与人的区分主要是鉴于它们的生产活动，并对此作了许多现象描述。如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前者直接相关肉体，后者则能摆脱肉体。前者生产自身，后者生产整个自然界。前者的产品与肉体相连，后者则能自由与产品相对。前者按照自己所属的尺度，后者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并将人内在固有的尺度给予对象。总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显然，马克思并不注重人与动物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生活习性上的差异，而是注重它们在生产活动方面的不同。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是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和显现方式，而生理、心理和生活习性等都会在生产活动中显示出来。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将人本身不是看成一理性的人，而是看作是一生产者。同时，人也不是一思想的生产者，而是一物质的生产者。这使马克思只能从生产活动方面来区分人与动物。而其他方面的区分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马克思将人的生产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听起来仍然如同人是理性的动物。如果将理性和意识都把握为人的思想，而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理性和意识是同义的。而动物类的特性就是生命活动，有生命活动的存在者就是动物。事实上，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仍然使用了德意志唯心主义的语言，这特别体现在关于意识或理性的理解上。在区分人与动物时，马克思指出人的活动因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的活动，所以才是自由的活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这基本上沿用了近代理性哲学的话语。理性哲学将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而人具有理性意味着人拥有自我意识，这又同时意味着人具有对象意识。
　　正是如此，人才能设立自我和设立对象（世界），并因此是自由的。然而，马克思对生命活动的理解方面却有与德意志唯心主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是理论活动，而是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生产是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而这成为了人的存在的确证。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人的生命活动与意识不是相互分裂，而是合为一体，亦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活动作为存在才是那些分离的、纯粹的思想的基础，而不是如同唯心主义那样作得相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人改变了传统的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将一个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
　　根据我们的观点，人当然是一个欲望、工具和智慧的游戏者。因此，人在这几个方面都是区分于动物的。人的欲望不同与动物的欲望。人的最具动物性的欲望也是人性的。同时，人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动物无可比拟的。最后人具有智慧。动物，哪怕是最高级的动物也是没有智慧的。#大道哲学#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美学原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