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文风也是思想风，文风的健康与否直接反映国民精神状态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文学大师，叶圣陶对中国文学界、教育界的贡献有目共睹，就连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对叶圣陶都佩服不已，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叶绍钧。 ＂，从茅盾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叶圣陶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
　　叶圣陶＂冷眼旁观＂的结果，是把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陈腐可笑的社会现象，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通过他平实、冷峭的笔墨写了出来。应该说，小市民的人生是封建社会反动的、停滞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封建制度肌体上溃疡腐烂的一个恶臭局部，小市民的人生哲学是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因此，叶圣陶对小市民的鞭挞笔伐，就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揭露打击，他的反封建性是显而易见的。冷静，客观，写实，确是叶圣陶小说的特点，例如他的《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小说，写一个乡村教师在军阀混战中张皇失措的逃难情况，以及其苟安侥幸的心情，刻画小市民卑琐生活极为细致。
　　潘先生、吴先生（《饭》）、叔雅（《校长》）以及《一包东西》、《英文教授》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知识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自私，不由要刺它一下；但是他也深知这些人物身上沾有的细菌是那个社会赐予，因此他在讽刺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把笔锋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从而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于是讽刺也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叶绍钧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叶绍钧＂除了稳健的技巧之外，他的作品还具有一份醇厚的感性，虽是孕育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和态度中，却能不落俗套，不带陈腔＂。
　　作者富有旋律感的内心描写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做法，而在一个动荡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的力作。内心描写富有旋律感，这是《潘先生在难中》的巨大成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潘先生，思想中充满动摇和妥协，活象大海里没有根柢的浮标，稍有风浪，就左右晃荡。＂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柢浅＂，就是这一类人的性格写照。作者抓住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进行描写，穿针引线，细针密缕，展开了细致的内心刻画。这里所说的＂针＂，就是人物思想波动的中心点，就潘先生来说就是利己主义，就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
　　他的整个思想波动的踪迹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小说一开头，在拥挤杂乱的车站上，就颇具特色地把这个＂针头＂露出来，＂四条性命一个皮包＂组成一条蛇，在人群中推移。以后，每当组成这条＂蛇＂的五大件，有失散，有危险的时候，潘先生便懊悔、着急、落泪；稍得安宁的时候，便又陶陶然庆幸，悠悠然坐卧。
　　即使他只身返回乡镇，也是为了不丢职位，保住装得饱饱的＂皮包＂；他到红十字会多领了旗子徽章，也是为了保性命皮包。甚至连他很有意味地蘸墨挥笔，为军阀歌功颂德，又何尝不是因为性命皮包暂时保稳了，所产生的兴致呢？作者驱动一枝既怜更讽、亦庄亦谐的笔曲折而又逼真地写出潘先生的内心波澜，做到张弛有度，起伏成趣。这些波澜起伏，就是作者细针密缕所留下的＂线＂。小说的心理描写，必须有针有线，循针引线，针线结合。有针便有中心，有线便有波澜。有波澜即不板，有中心即不乱。不板不乱，即是描绘内心的秘诀，也即是《潘先生在难中》所给予我们的艺术启示。
　　叶圣陶的文章语言纯净朴素却不缺乏生动、精致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随便使用方言土语，却不缺乏生动、精致而富于表现力的描写；特别是在撮取人物的形象、性格的特征来组织语言这一点上，显示出卓越的匠心。如：《潘先生在难中》：＂‘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他做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在这一段描写中，孩子的稚气，潘师母因为孩子不知趣而感到的气恼，茶房的带答不理的神情，都表现得很生动。至于主要人物潘先生的形象性格，作者更是恰当地选择了简练、朴素而又性格化的语言来着力刻画，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叶圣陶文章.结构多变、精于布局，讲究结尾饶有余味。《多收了三五斗》无一中心人物，颇有散文风，《金耳环》以＂戒指＂一物贯穿全篇，写了一个士兵的悲剧，《遗腹子》写女人的七次生养，力避写法的雷同，而《多收三五斗》、《潘先生在难中》、《风潮》等不少小说结尾的艺术匠心，尤见功力。叶圣陶自己曾经说过：＂文风是作风，也是思想风，文风的健康与否，其实是国民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光，从一个特异的角度，反映着政风、国风＂，所以他的文章结构、文章风格，都很有风骨。叶圣陶小说的结构艺术颇似作家故乡苏州园林的格局，尺幅之间，峰回路转，早在20年代，评论者就肯定了叶绍钧是和鲁迅一样讲究结构的少数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