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大，舆论差，他为什么还能获奖？

　　二月底的时候，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新作《我控诉》在法国电影凯撒奖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一时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争议的焦点，并不是《我控诉》的艺术成就是否担得起凯撒奖的荣誉，而是波兰斯基本人的丑闻旧事。
　　波兰斯基40年前的少女性侵案早已是世人皆知的污点，凯撒这次授奖不但让哈内尔等一批电影人愤然离席，也让无数影迷再次加入到对波兰斯基的声讨行列当中。国内也有一大批影迷就此事件争论不休。
　　如今，大半个月过去，争议的声浪渐已平息，而我们也终于能看到《我控诉》。
　　在这里，只讨论影片本身，无关电影之外的是非曲直。
　　《我控诉》的片名，无疑是取自1898年著名作家埃米尔·佐拉在《震旦报》上发表的致总统的同名公开信，这封著名的公开信的背景，正是波兰斯基的影片试图还原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末法国的一场知名冤案。
　　1894年，犹太裔的时任法国陆军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因为一些并不充分的证据被判叛国罪，其本人遭到军队的革职，并被判处终身流放，在恶魔岛上忍受着羞辱式的监禁。
　　影片的一开场，就是对德雷福斯革职一幕的再现。
　　这场戏拍得庄严肃穆，整齐划一的军队在肃杀的气氛中执行了革职的仪式，四周围观的民众则不断发出＂处死卖国贼＂的呼喊。
　　可以说，整部影片的基调，在这场开场戏里就一早定下。
　　此后的故事则围绕法军反间谍处处长乔治·皮卡尔展开。
　　在另一起案件的调查过程中，皮卡尔无意间发现当初审判德雷福斯的证据有重大疏漏，而真正叛国的间谍其实另有其人。
　　当初给德雷福斯定罪的证据，仅有几封含糊其辞的书信，唯一＂确凿＂的证据，是与其笔迹相似的一封书信。
　　但皮卡尔却发现这封书信的笔迹，与陆军军官埃斯特拉奇的笔迹一模一样，后者才是向德国泄露军事情报的间谍。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皮卡尔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的上级说明德雷福斯的冤情，提议重申此案。
　　但皮卡尔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让他为了军队和政府的荣誉和面子，沉默噤声。当皮卡尔为了正义继续追查真相，连他本人也被军队立案调查，先是革职，最后更被投入监牢。
　　在这个过程中，《我控诉》呈现的是军队官僚体系的刻板与腐朽。
　　他们不但无视证据，而且伪造证据，一边不断用军衔和官阶压制皮卡尔的声音，一边还极力为真凶埃斯特拉奇洗脱嫌疑。
　　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安全，也罔顾真相和正义，他们唯一在乎的，是自己曾经做出的判决不被更改，自己的失误不至于蒙羞。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军队体系之所以如此斩钉截铁地认定德雷福斯有罪，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有巨大关系。
　　当时的法国社会，反犹主义在民众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每当社会出现重大问题，总有人会在第一时间找犹太人问罪。
　　身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俨然从一开始就背负了某种原罪。
　　正是在这一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偏见之下，军队和法庭才会如此草率地审理此案，他们的判决才会在民众当中有数量可观的支持者。
　　而皮卡尔之所以当初敢于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正是因为他对犹太人不抱任何偏见。
　　万般无奈之下，皮卡尔只得求助于新闻报界，把此事向公众公开。埃米尔·佐拉和后来担任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也从此时开始强烈关注此事。
　　不久之后，就有了佐拉那篇力透纸背的《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
　　文中，佐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
　　波兰斯基也用了一组镜头把这篇直陈军队官僚腐败体系的雄文，逐字逐句地在银幕上诵读出来。
　　那些从中作梗的军官，每一个都在控诉的名单之上，每一个都感觉是在被当面呵斥和羞辱。
　　佐拉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大量公众人士为他的诉求签名，其中包括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郎士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等人。
　　这些文化界人生的发声和表态，也就此定义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以批判为己任；为公义而发声。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佐拉就是最早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1898年法庭终于开庭重审德雷福斯案，在公开的庭审席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军衔响亮的将军公然提供不实的证词，一群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听到德雷福斯有罪的判决后高呼法兰西万岁。
　　德雷福斯案重审的场景，几乎是影片开场一幕的重演——一样是整齐划一身着军装的军队，一样是狂热地抱持爱国激情的民众，一样是孤单孱弱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只不过他的身边站着一个无从声辩的皮卡尔。
　　德雷福斯的冤屈并未得到洗雪，只是把终生流放改为十年苦役，皮卡尔还得继续服监，就连为他们发声的佐拉，都被判处一年徒刑，处3000罚金。
　　与此同时，埃斯特拉奇却在秘密军事法庭的审判后被判无罪。
　　到此时，德雷福斯案已经在法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人对德雷福斯的蒙冤和真凶的无罪释放表达不满。
　　整个法国社会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了支持德雷福斯和反对德雷福斯两派，争斗异常激烈，全国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最后，当时的法国总统不得不特赦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却表示：＂共和国政府还了我自由，然而失去了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
　　在重审8年后的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判德雷福斯无罪，蒙冤12年的他终于得以恢复名誉和军衔。
　　始终在为德雷福斯辩护的皮卡尔，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晋升为准将，并在克列蒙梭内阁中任陆军部长。
　　波兰斯基拍摄这样一部控诉官僚体系的影片，很难不让人与他自己的经历产生某种联想。
　　波兰斯基自己就是一名犹太人，而他的性侵案更是让他多年来不得前往美国。《我控诉》再现的德雷福斯冤案，也很像是他对自己被判的罪行所做出的某种声辩。
　　蒙冤多年之后，历史还了德雷福斯一个公道。至于波兰斯基的案件原委，我们也只能等待时间去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