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阎连科的糖果

　　——中国作家怎么了
　　闫连科的文章，以前读过几篇，写的不错，也挺有深度，也是小说月刊上的场客，谈不上喜欢，总体感觉比方方之流写的要好的多，但缺乏贾平凹、池莉、阿城的灵气，也没有莫言余华等的深度，缺乏特点，读了就忘记了，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
　　总体感觉，他虽然获得很多文学奖项，但没有一部给人留下印象，应该算是一个二流高产但不出类拔萃的作家吧。
　　作家这个职业，在中国是个独特的自带光环的职业。中国是文学的过度，自古以来对于作家人们就有特殊的崇拜。从诗经到屈原，从李白到杜甫，从曹雪芹到罗贯中，人们对于那些文学上有突出表现的人，都格外的认可。对于他们犯的错误，也格外宽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即使是在文革中，那些作家们成天抱着天大的委屈说受到了多少迫害，实际上他们只是失去了特权，只是回归了本性而已，并未失去什么。
　　阎连科和方方都属于80年代初的那批伤痕文学的一批人。
　　伤痕文学是以梁晓声为代表的。他以自己知青的经历，放到大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写下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岁月。
　　所以，那个时代所谓的伤痕文学，整体的文学性一般，思想价值不高，也无法成为时代的经典。整体的文学价值只是回答了我们民族发生了什么，但没有回答为什么会发生。
　　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巨变的时代，也给那些作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但他们这些人都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一个作家，不但要反应历史，而且要回答历史。做到第一点，仅是合格而已，而做到第二点，需要自己有很高的思想高度。
　　对于这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说过，他宁肯用他所有的作品，换来一个阿Q。
　　有趣的是，人们现在推崇的作家余华，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在80年代前，作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方某方、贾某、闫某们通过写作，不但改变了自己的状态，也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时代的大潮，终于要大浪淘沙。
　　作家这个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脱下了他光辉的外衣。仿佛一夜之间，那些被人们视为偶像的作家们，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和崇拜。尤其是90年代以后，作家甚至成了一个吃救济拿公饷的特殊的存在，成了寄生虫一样的阶层。
　　社会地位的反差，使我们作家有了巨大的失落感。他们里面，能正确面对现实的，就纷纷转向面对这个时代，拥抱着个时代，参与这个时代，反思这个时代，成为时代的榜样。
　　也有人失落于这个时代，比如贾平凹。他在废都中写到，庄之蝶也是一个作家，他游走在西安的各个阶层，获得无数美女的青睐，实际上是他对社会现实的逃避，通过作品来满足自己对以往社会地位的留恋和怀念，而实际上，那些风花雪月的生活，已经永远不会再来。
　　贾大师又一次上了热搜，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他的女儿贾浅浅。
　　同样，方某闫某们，也想维持着自己原来的荣耀，想通过不同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显示着自己的不同。从某某日记到闫某的发言，他们无一不把自己放到民族先知的地位，依然方不下自己高高在上的架子，充当着人们的导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没有鲁迅的高度，结局肯定是一地鸡毛，被人贻笑大方。
　　古人到，德不配位，必受其咎。方某闫某犯的错误，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能接受现实。
　　这些，对于他们这类被大潮所遗弃的人，却从来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只会訾骂网友的的不公和偏激，动不动骂质疑他们的人是红粉，是左倾，是WG 余孽，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有一种病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生活久了，就把这种状态当成了常态。而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人反而认为常态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并对正常的状态显得格外不适应。
　　像方某方一直以社会公知自居，所以她在任何时候都想显示自己公知的形象，故意唱反调，以证明自己的确和别人不同。
　　同样，闫连科的糖，证明他也是斯德哥尔摩患者之一。人性的表达，有两个前提，首先你的善意面对人的时候，当然是人性；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群狼，你的善意只能是伪善。就像一个奴隶被主人虐待久了，突然在某天少打了一鞭子，奴隶感激涕零，感谢主人的善良和大度。
　　日本人在中国的兽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在世界史上都难找到。纳粹的大使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中曾经明确说到，日军这不是军队，也不是人，而是一群野兽。
　　有人就看不到野兽吃人的鲜血，也看不到奴隶主对奴隶的鞭笞，他只感激于奴隶主抛下的那颗糖！
　　曾经的社会高位，使他们都迷失了自己，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症发病的体现。
　　发病的原因，是他们无法接受社会发展的现实，无法面对自己失去的一切。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结局也是永远被社会抛弃。
　　孟子在两千年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其实，我们现代人，能做到这点的很少。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正是方方缺少这种品德的体现。
　　而他们要认识不到这一点，将会被人们永远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