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阎连科的糖果
——中国作家怎么了
闫连科的文章,以前读过几篇,写的不错,也挺有深度,也是小说月刊上的场客,谈不上喜欢,总体感觉比方方之流写的要好的多,但缺乏贾平凹、池莉、阿城的灵气,也没有莫言余华等的深度,缺乏特点,读了就忘记了,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
总体感觉,他虽然获得很多文学奖项,但没有一部给人留下印象,应该算是一个二流高产但不出类拔萃的作家吧。
作家这个职业,在中国是个独特的自带光环的职业。中国是文学的过度,自古以来对于作家人们就有特殊的崇拜。从诗经到屈原,从李白到杜甫,从曹雪芹到罗贯中,人们对于那些文学上有突出表现的人,都格外的认可。对于他们犯的错误,也格外宽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即使是在文革中,那些作家们成天抱着天大的委屈说受到了多少迫害,实际上他们只是失去了特权,只是回归了本性而已,并未失去什么。
阎连科和方方都属于80年代初的那批伤痕文学的一批人。
伤痕文学是以梁晓声为代表的。他以自己知青的经历,放到大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写下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岁月。
所以,那个时代所谓的伤痕文学,整体的文学性一般,思想价值不高,也无法成为时代的经典。整体的文学价值只是回答了我们民族发生了什么,但没有回答为什么会发生。
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巨变的时代,也给那些作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但他们这些人都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一个作家,不但要反应历史,而且要回答历史。做到第一点,仅是合格而已,而做到第二点,需要自己有很高的思想高度。
对于这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说过,他宁肯用他所有的作品,换来一个阿Q。
有趣的是,人们现在推崇的作家余华,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在80年代前,作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方某方、贾某、闫某们通过写作,不但改变了自己的状态,也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时代的大潮,终于要大浪淘沙。
作家这个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脱下了他光辉的外衣。仿佛一夜之间,那些被人们视为偶像的作家们,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和崇拜。尤其是90年代以后,作家甚至成了一个吃救济拿公饷的特殊的存在,成了寄生虫一样的阶层。
社会地位的反差,使我们作家有了巨大的失落感。他们里面,能正确面对现实的,就纷纷转向面对这个时代,拥抱着个时代,参与这个时代,反思这个时代,成为时代的榜样。
也有人失落于这个时代,比如贾平凹。他在废都中写到,庄之蝶也是一个作家,他游走在西安的各个阶层,获得无数美女的青睐,实际上是他对社会现实的逃避,通过作品来满足自己对以往社会地位的留恋和怀念,而实际上,那些风花雪月的生活,已经永远不会再来。
贾大师又一次上了热搜,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他的女儿贾浅浅。
同样,方某闫某们,也想维持着自己原来的荣耀,想通过不同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显示着自己的不同。从某某日记到闫某的发言,他们无一不把自己放到民族先知的地位,依然方不下自己高高在上的架子,充当着人们的导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没有鲁迅的高度,结局肯定是一地鸡毛,被人贻笑大方。
古人到,德不配位,必受其咎。方某闫某犯的错误,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能接受现实。
这些,对于他们这类被大潮所遗弃的人,却从来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只会訾骂网友的的不公和偏激,动不动骂质疑他们的人是红粉,是左倾,是WG 余孽,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有一种病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生活久了,就把这种状态当成了常态。而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人反而认为常态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并对正常的状态显得格外不适应。
像方某方一直以社会公知自居,所以她在任何时候都想显示自己公知的形象,故意唱反调,以证明自己的确和别人不同。
同样,闫连科的糖,证明他也是斯德哥尔摩患者之一。人性的表达,有两个前提,首先你的善意面对人的时候,当然是人性;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群狼,你的善意只能是伪善。就像一个奴隶被主人虐待久了,突然在某天少打了一鞭子,奴隶感激涕零,感谢主人的善良和大度。
日本人在中国的兽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在世界史上都难找到。纳粹的大使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中曾经明确说到,日军这不是军队,也不是人,而是一群野兽。
有人就看不到野兽吃人的鲜血,也看不到奴隶主对奴隶的鞭笞,他只感激于奴隶主抛下的那颗糖!
曾经的社会高位,使他们都迷失了自己,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症发病的体现。
发病的原因,是他们无法接受社会发展的现实,无法面对自己失去的一切。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结局也是永远被社会抛弃。
孟子在两千年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其实,我们现代人,能做到这点的很少。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正是方方缺少这种品德的体现。
而他们要认识不到这一点,将会被人们永远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