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的结局看似不爽，实则高明，它给观众多种想象和选择

　　4月2日以来，小成本电影《我的姐姐》一路高歌，所向披靡。碾压好莱坞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领先众明星主演的《第十一回》，连续多日保持票房第一。截至4月7日23点，《我的姐姐》的票房已突破5亿。
　　《我的姐姐》海报
　　这是继《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等同类电影创造如此奇迹后，再一次彰显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魅力，再一次说明了观众的成熟选择和理性观影。其意义极其深远，是中国电影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
　　著名学者李银河看完《我的姐姐》后，第一时间发出如此评价：
　　真实的剧情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感，也就成了这部电影的独到之处。这是一部可看性强的影片，同时也是具有深刻社会学意义的作品。
　　《我的姐姐》中的姐弟俩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开放式的结局，也让许多观众不理解，乃至出现了一些非议。所以，有必要认真地梳理和评述一番，以便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的价值，读懂编导们的良苦用心。
　　《我的姐姐》剧照：姐姐祭奠父母1.严酷现实面前，＂姐姐＂出走又能如何？
　　影片一开始就把诸多社会问题推到了观众面前。
　　姐姐的父母因车祸身亡，肇事的酒驾司机逃逸。死者的灵堂成了乌烟瘴气的牌场，前来吊唁的亲友沉浸在疯狂地赌博中。
　　他们关心的是死者留下的那点房产，为此几乎大打出手，一派乌烟瘴气。
　　而对死者遗弃的小儿子相互推诿，把抚养的责任聚焦在年仅24岁的＂姐姐＂安然身上。
　　《我的姐姐》中两代姐姐
　　于是，＂姐姐＂是独立奋斗，还是抚养弟弟的两难选择；＂姐姐＂在歧视女性的社会环境中的命运悲剧由此启幕。
　　这些看似电影中的情节，实际是活生生的现实写照；这些看似很遥远的陈年往事，实际就发生在今天。正如编剧 游晓颖 所说：
　　《我的姐姐》的创作灵感来自放开二胎政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母女俩
　　2015年推出的二胎政策，意在解决计划生育年代所造成的人口下降、生产力不足等问题。
　　二胎实施政策以来，总体态势不容乐观。生活的压力、育龄人口的减少等因素，使人们无力抚养要增加的孩子，对生二胎不如预想的热衷。 积极响应者多是那些有一个女孩而想再生一个男孩的家庭。
　　尽管，他们对于已有的女儿百般宠爱，没有任何歧视的行为，但歧视女性的社会环境，使自己的女儿在上学、就业、安全等问题上不具优势，而且女大当嫁的传统也使他们的养老存有难免的隐忧。
　　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下定决心地要了一个男孩，并把全部的爱转移到能够给家庭传宗接代的儿子身上。
　　哭泣的女性
　　没料到家庭矛盾由此爆发，姐姐因为弟弟的到来，动摇了她小公主的地位，怨恨在心；不得不做点家务、照顾弟弟，也令她不爽。此时，父母又一味地袒护儿子，几乎忽视了女儿的存在......
　　歧视女性的现象又呼啸而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些年网络上的两性争论不断，一个个女性事件、女性话题引起热议。
　　《我的姐姐》：姐姐小时候
　　《我的姐姐》 的故事背景是在放开二胎政策之前，男尊女卑的情况更为严峻。
　　＂姐姐＂的父亲为了再要一个儿子，不惜让＂姐姐＂装瘸来欺骗组织，生下二胎，还因为＂姐姐＂违抗了父亲意志而遭受毒打。
　　这种素质的父亲在有了儿子后，自然没有＂姐姐＂的好果子吃。她的考学志愿被改，违心上了可以快速谋生的中专，当了护士后又受到歧视和凌辱。全家合影和父亲的手机中都没有她的照片，导致她在办理父亲后事时，还要出示身份证验明正身。
　　在姐姐无奈地抚养了弟弟后，尽管她独立的性格很强，到北京发展的信心很足，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像一张大网缠绕着她。 即使她出走了，在没有经济支撑的困境下，未必能够独立生存，前景也未必美妙。
　　话剧《玩偶之家》剧照
　　这不由使人想起曾敲响女性解放钟声的话剧《玩偶之家》。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有了飞速的发展，但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等方面还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就是虚伪而丑恶的男权主义，女性承受着精神上的奴役和压迫。
　　挪威著名作家易卜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表现家庭关系的话剧《玩偶之家》。
　　剧中主人公娜拉虽然在家中处于的从属地位，但她个性倔强，很有主见。丈夫患病时，她冒着女人不能当家做主的风险，借债挽救了丈夫的生命。病好的丈夫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但不感恩，还以妻子损坏了他的名誉为由，对娜拉百般凌辱。
　　娜拉这才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基本的尊严。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鲁迅先生
　　《玩偶之家》上演后震惊了整个欧洲，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成为妇女解放的宣言，也惊醒了＂五四＂之后探索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娜拉的形象一时被那个时代的激进女性所效仿。
　　鲁迅 先生则用他冷峻而犀利的笔，写了一篇名为 《 娜拉走后怎样 》 的剧评：
　　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一是回来。
　　今天的社会背景与鲁迅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妇女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大权，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独立。但对于孤身漂泊北京的＂姐姐＂来说，前景不一定乐观。所以，仍有一个＂走后怎样＂的问题。
　　《我的姐姐》海报
　　由此看来，《我的姐姐》这种似乎模糊的结局是谨慎和理性的，它不想迎合观众，给你一个＂一走了之＂的＂爽剧＂结局，而是编剧游晓颖发出的冷静思考：
　　我们更多是用结尾给人一个启发，也不想完成每个人的命运在这里就打个点了，安然的秘密在电影结束之后可能才真正的开始。
　　《我的姐姐》海报2. 两难选择决定了巧妙的结局。
　　《我的姐姐》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姐姐＂两难选择：去北京追求个人梦想？还是留下来抚养年幼的弟弟？
　　按＂姐姐＂的性格与处境，她自然选择前者。为此，她走火入魔地复习功课，没日没夜地背诵枯燥无味外语单词；她不接受姑妈给传授的＂姐道＂观念；她四处找托养人家，以解除后顾之忧；她辞掉唯一有生活来源的工作，破釜沉舟地卖掉父母留下的房子；在走的问题上与相处5年的男朋友有分歧时，她宁愿痛苦地分手，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是＂姐姐＂区别于姑妈那种为了家族牺牲自己的＂老姐姐＂的新人格，是荡漾在剧中的女性力量和女性精神。
　　《我的姐姐》海报
　　与此同时，剧中还有一种更为感人的力量，这就是姐弟之间的 亲情。
　　父母的突然逝去，年仅4岁的弟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曾经的宠爱和娇惯轰然倒塌，没有一个亲戚愿意抚养他，与姐姐也很生疏和隔膜。其痛苦程度不亚于困境中的姐姐。
　　他需要爱，有孩子对大人的依恋。从公共厕所出来的他发现姐姐不见了，他跑着、哭着、喊着； 姐姐背起他后，她依偎在姐姐的肩上说：＂你跟妈妈一个味道＂；睡觉，他要拉着姐姐的手；想姐姐了，他在皮球上用拼音画出＂姐姐＂两个字......
　　《我的姐姐》：姐弟俩
　　血浓于水的亲情冲击着＂姐姐＂的心灵，几乎打开了她用理想筑起的阀门。她是女人，有女性的柔软和母性的善良，在弟弟的一次次依恋和姐弟之间的亲昵中，她快被降服和推倒了。但她又不甘心重蹈姑妈的悲剧，不愿舍弃自己的理想。于是，她纠结、痛苦、焦虑。
　　影院观众
　　而这一点最能引起观众的共情。
　　谁没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谁没有两难选择时的犹豫与矛盾？其滋味刻骨铭心！于是，观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与＂姐姐＂一起痛哭和呼吸。
　　《我的姐姐》剧照：姐弟俩
　　弟弟虽小，但机灵的他看到了姐姐的痛苦，就大人似地问道：＂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去北京？＂
　　这一问更令＂姐姐＂不安，也使她痛下离开的决心，以减轻她与弟弟的痛苦。
　　于是，就出现了签署领养协议的一幕。
　　姐姐已拿起了笔，当听到＂今后不能再见你弟弟＂的要求时，她犹豫了。将要被永远割裂的亲情再一次冲击她的心口，整个人几乎被撕裂。情绪到极点的姐姐反而清醒和坚定。她扔掉笔，拉起弟弟，踢起了弟弟最喜欢的皮球，演绎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影片结局。
　　足球场
　　这个场景很开阔，似乎有意给观众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你可以依据自己的经历、处境，为姐姐、也为自己设计种种前景。或留下抚养弟弟，或坚定出走，或两者兼顾......
　　这正是电影主创为观众留下的一个开放式结局：最终愿意做出怎样选择的人，看到的就是怎样的结局。
　　在主人公的两难选择下，应当说这是一个巧妙的结局。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和导演殷若昕3.电影人的良知决定了负责任的结局。
　　更巧的是， 《我的姐姐》 的编剧与导演曾是大学 同学，还是同一宿舍的闺蜜呢。
　　编剧 游晓颖 喜欢表现家庭和社会问题的电影，着迷于经典电影中对家庭和人的多义性的描绘。所以，她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就是家庭题材的 《相亲相爱》 ，并荣获 第九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奖、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我的姐姐》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合影
　　导演 殷若昕 读完剧本创作的本科后，又读了导演专业的研究生，是中国电影界少有的双料人才。毕业后多年深耕于话剧舞台，执导的剧目以家庭温情为主。
　　尽管，两位闺蜜各自忙碌，很少谋面，但相同的审美情趣和相同的题材创作，使她们始终心心相印，也始终期待着合作。
　　《我的姐姐》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合影
　　《我的姐姐》实现了她们的强强联手。
　　编剧 游晓颖 用她长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敏锐地捕捉到实施二胎后所带来的女性生存危机，创作了供观众倾听的具有＂撕裂感＂心声的 《我的姐姐》。
　　她用贴近生活的日常琐事，表现姐弟关系从对立到相依的情感转变，使电影中姐姐所处的人生困境并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对错问题，而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两难选择。
　　为了增强故事的厚度， 游晓颖 精心在剧本中 塑造了两位姐姐。一位是故事的附属线，也就是由 朱媛媛 饰演的姑妈；一位是故事主线，即由 张子枫 饰演的姐姐安然。
　　两代＂姐姐＂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安然的困境与抉择的两难，映照出社会给女性所带来的心理枷锁。
　　《我的姐姐》海报
　　剧本为 《我的姐姐》 奠定了很好的＂一剧之本＂。
　　导演 殷若昕 不是客观地照本宣科，而是用自觉地＂导演意识＂进行二度创作，使一行行文字站起来，让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为此，她曾做过缜密的导演阐述：
　　我们要呈现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希望让观众看到她的经历，她所生活的各个方向，各种力量对她生活的参与等等。让人看后有一种或多或少经历过的感受。所以我们拍摄的时候，都会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
　　我们不希望把这个故事说得过分冷静与克制，过分的旁观，我们的摄影机就像一个陪在＂姐姐＂旁边的朋友，与她聊天，听她的倾诉。这样，你看到的这个女孩，就像你周围的一个人，你可能平时没注意她的存在，但是她的经历和故事，你需要知道，也很想看到。
　　《我的姐姐》海报
　　显然，她们都是严谨认真的电影人，就能为观众奉献一部让人感动、让人流泪、让人共情的好电影。不仅有生动的故事，也有发人深思的社会伦理。
　　这在一个浮躁的世风下，是十分难得和宝贵的职业良知！
　　《我的姐姐》姐弟俩
　　有了这种良知，她们就不会一味地讨好观众，弄一个人人叫好的、＂爽剧式＂的结局，而是从生活和人物的实际出发，从引导观众思考入手，呈现目前这种开放式的结局。
　　编剧游晓颖在谈到结局时说道：
　　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女性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所有的女性，无论选左还是选右，都会有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生活。但我们从剧本到电影，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导演殷若昕看来：
　　安然是一个24岁的女孩，还处于生活的探索阶段，她仍然在挣扎，仍然在考量，仍然在对撞之中，所以我们不能给她做选择。
　　《我的姐姐》姐弟俩
　　这就是对观众负责任的电影人的良苦用心。只要我们耐心品读，细细品味，就能理解《我的姐姐》的结局。
　　而理解了它，我们也会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实际和准确的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