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今犹在，世上再无蔡元培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
　　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你们还记得他吗？
　　中国曾有这样一个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曾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
　　他高举思想自由的旗帜，倡导学术自由，为社会主义思潮撑起一片蓝天！
　　致敬蔡元培先生！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一次演讲中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
　　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
　　蔡元培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维新失败后，蔡元培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1916年，黎元洪当上总统，向蔡元培发出一封邀请，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大学不是衙门，
　　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
　　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真正的大师，
　　应当是君子，垂范于后世
　　冯友兰曾撰文怀念写道：＂有一天，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
　　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温润如玉，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
　　先生不仅缔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论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从德国回来之后，蔡元培便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都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从不纳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后，他在书房亲手挂上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再嫁、可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牵强附会，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
　　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曹之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送书上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风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机会太多，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招手即来，然而他生性极为豪放，对钱毫无概念，为将名流、学生汇聚一处，时常请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数不胜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自家生活极端拮据，却不忘周济他人。
　　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贫，赠法币十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可谓世间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便口吐鲜血倒地，两天后不治而去。
　　死时，没有一间屋，一寸土，医药费一千余元，夫人无法支付，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棺椁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谁能想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之人，一手塑造了新北大灵魂的宗师，死时竟然清贫如此，令人唏嘘。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后，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
　　老人家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评价，尽全国唯有此一人。提及先生的离去，傅斯年甚至喟叹：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关于教育，蔡元培还说过这些：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
　　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
　　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
　　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
　　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
　　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对于学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独为共同。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
　　四、有计划的运动。
　　在知识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学术腐败、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识分子的担当，或许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其一生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芒，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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