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文章与访谈中都毫不掩饰他对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喜爱,也直言其受到了阿左林的影响。"大学期间,我读了不少翻译的外国作品,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左林、伍尔夫和纪德。"阿左林在当代中国并不非常出名,但是他在民国被翻译之后,以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文体受到了当时多数京派作家的喜爱与推崇,这一脉络延续至汪曾祺。他甚至说过:"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读阿左林的小说,与传统小说有着迥然有别的阅读体验,他的小说是一种散文化了的小说。阿左林认为小说并不一定要有结构。这与他的人生观是趋同的。他说:"人生是没有结构的;它是有变化的,多方面的,流动的,矛盾的,完全不和小说里那种相称的,几何学的样子相同。"他的小说是流动的,就像汪曾祺所说的,像一条溪水。他的流动是与人物同步的,或是作为主人公的"阿左林",或是匠人,或是王公大臣;或许是朝着生活的一个片段前进;或者是思绪随着时间蔓延。 阿左林在中国首先被注意到的是他的极其出色文体。徐霞村在翻译时指出:"他在最近西班牙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文体。他的文体是短简而明洁,完全找不到那传统的……散文的陈套的构造,修辞的句子,以及骈偶和对比。"阿左林的语言是简短而朴素的,汪曾祺也在追求的语言的精确传神,用极简短的文字描绘事态。 但对于汪曾祺来说,阿左林对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散文化的小说结构。这对其一生的小说创作都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阿左林的文体风格与他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左林的人生观是散文的,他的小说向生活靠拢,形成一种"流动的""变化的""散文化"的小说文体,这是其小说形式的最大特色。我们可以说他的小说没有结构的,是反结构的。而传统的小说讲究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汪曾祺喜欢拿三大短篇小说名家作比较,"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应当如行云流水般自在,阿左林的散文化小说更是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汪曾祺对于阿左林文章的评价是流动的溪水。阿左林是善于写短篇小说的,溪水般的流动适合在短篇小说上展现。正是这种溪水的流动,促成了"简短而明洁"的特点。《卖饼人》中的卖饼人在街头一遍遍呼喊着"大饼馒头",然后与丑角说了两句话,他回到家,妻子问他:"马思多,卖了很多饼吗?"他把饼筐放在桌子上:"一个也没卖"。就是这般简洁的叙述就构成了一篇小说。 汪曾祺极力推崇散文化的小说,认为小说的散文化是文学的一种趋势。他自己也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小说的散文化。这种如散文化小说行云流水的表达也是汪曾祺自己小说的特点,如《大淖记事》开篇从"淖"字散开来写,写风土人情,写锡匠,洋洋洒洒后,再接续到十三子,这是汪曾祺的随随便便。 除此之外,汪曾祺似乎也受到了阿左林人生观的影响。汪曾祺的人生观孕育于孩童时代,孕育于归有光的散文,孕育于他受到的家庭教育,孕育于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与店铺工匠的来往。在西南联大读书过后,又在中国传统孕育的基础上接受了阿左林文学与生活同构的观点。 他说:"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由生活的散漫而入文学的散漫,此"散漫"可作二解:一是文章结构的散漫,似行云流水,"无为而法""结构‘随事曲折’,好像没有结构";二是内容的散漫,"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他将生活与故事对立,强调一个真,一个假,弱化了"虚构"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在小说中谈生活,对生活回忆,所以他的小说大都有原型,在此之上再进行改写。汪曾祺的文体做到了散漫的生活与散漫的形式的统一,小说与生活的统一。阿左林对于汪曾祺的形式结构无疑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无怪乎汪曾祺说:"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