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是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 《少年可期》里萧敬腾回忆自己的黑历史,说自己曾经是个非常糟糕的人,坏到被告上法庭,但是在青少年辅导组里接受辅导时遇到很好的老师,最终人生得以改变。 "法院对我的审判,都不会影响我的性格,真正影响我性格的是他们给我这样的责任跟希望还有目标。" 改变他的不是法律,而是善意。我们与恶的距离,可能会因为饱含善意的认知,越来越远。 当然,这样的设定,在现实中还是存疑的。 2019年的这部豆瓣评分9.5的《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的人群,是杀人犯,讨论的是颇具争议的话题,对待恶人,是群情激昂的指责、请求死刑、惩罚,还是探究、思考? 这道题的答案摆在人性前进的道路上,要迈过去,但真的不容易。 恶人除了死,还要用什么赎罪 影片的一开始,就介绍了一个恶人,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凶手李晓明,他在电影院里用自制的手枪,杀死9人,致伤21人。 就是这样一个恶人,还有法扶律师在为他奔走,想让他做精神鉴定,想要探究他这个罪刑背后的成因。 "为什么要给他做精神鉴定,是想让他逃脱罪刑么?""为恶人辩护的也是恶人。""你这个人渣,良心被狗啃了么。" 这样的声音击打着律师王赦的心。 也在击打着我们观众的心,是啊,面对南昌街头恶意杀害路人女孩的狂徒,面对撞人后还连捅对方八刀的青年学生,面对冲进幼儿园砍杀的凶犯……我们难道不该义愤填膺,让恶人赶紧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才是正确的么。 我们又会怎么想为这样的人辩护的律师,大概也是剧里大家觉得的"帮这种变态逃过死刑的混蛋律师"吧。 我们的不解,剧里,律师王赦给出的答案是事情已经发生,让恶人赶紧去死可能并没有什么有益的用处,因为还会出现下一个恶人。 善后和预防,才是事件背后最需要我们做的事情。 而他对此的理解和认知上的更进一步,也是有缘由的。 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要误入歧途的人,对他来说,命运的差距是那一趟因为拉肚子没有赶上的去火拼的车,如果赶上了他或者会死掉或者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因为没有,所以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成为一位律师。 他的转变是偶然,但如果有人能努力,说不定这些偶然能成为必然。 所以他奋力奔走,为大家找寻这些罪行背后的事由,是怎样的心理原因、家庭环境、社会影响,才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再遇到有人再做出类似你犯过的罪,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 化身正义的我们,会不会离恶近了 如果一个罪犯,能毁掉无数个家庭,那他自己的那个,凭什么能好好的? 以前我们看到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会想这样的人,养他的家庭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吧,说不定就来源于他们的包庇和放任。 所以连带着家人一起惩罚,不正是法律之外,正义的伸张么。 但剧里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视角。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总觉得如果我对我哥哥好一点,多关心他一点,可能他就不会犯下大错了吧" 李晓明的爸妈站在受难者家人面前,虽然心里有万般难过和抱歉,却无法去祈求原谅,这么多被伤害的家庭,对不起有什么用?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妈妈为了让她能重新来过,给她改名李大芝。 但是就算改名换姓,背着杀人犯妹妹的心理债,也无法笑着面对生活。不用受害人家属向她扔鸡蛋,她早就将自己放在了深渊。 对这样的家庭,抱怨、辱骂、责难、歧视,是正义还是新的恶? 被新闻媒体和舆论轰炸,咆哮着"你们杀的人一点不比我哥少"的李大芝,充满愤恨,也觉得原来人离恶是那么的近,近到有人推一推,说不定就会走进去。 所以,我们那些所谓的正义,是不是在制造着新的恶?还好社会认知的推进,我们能期待未来的世界 社会心理学上把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包括表情、性格、行为、关系)称作社会认知,社会认知是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意向等作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 正是存在社会认知,所以我们会把人分类,就是我们认识他人的时候,不是一个个的去认识,而是把他们放到一个群体里去认识,因此会产生标签,而标签的固化,会导致偏差。 剧里民众就喜欢把罪犯说成精神病、变态,就是社会认知上的贴标签,而事实上就像剧里精神科医生说的,在伤人案件中只有5%的犯人患有精神病,并且其中极少数才会攻击陌生人。 但因为社会认知的偏差,民众反对社福机构进入社区,对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资源远远不够。被罪恶加深的民众意识认为对这些人的投入是助纣为虐。 而实际上呢?社会认知理论的创始人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过一个"三元交互决定论"。 名词解释:"三元交互决定论",指的是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以及行为因素等三种因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个人因素(信念、期望、态度以及知识)、物理和社会环境因素(资源、行为结果、他人、榜样和教师以及物理设置)与行为(个体的行动、选择以及口头陈述)三者之间互相影响。 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除了个人因素还有环境的因素,如果一味的去避开,只想着出一个"神经病",一个"变态",就杀了,而不去深究个人因素的成因,努力营造正向的社会因素,甚至形成社会排斥、逼迫,那么"还会有下一个陈昌"。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罪与罚》里流露出这样的深意,从罪到赎的过程中,有一个罚的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在此阶段人的心灵反思与徘徊,才能生出真正的善,即人对自我罪恶的认识远比救赎本身更有意义,更具启示性。 而我们要做的是给予这样的机会和希望。不是为已经犯下的罪,而是为未来不再会发生的罪。这样的步伐必定布满艰辛,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