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子迈着太大，扯着蛋了

　　据说当年所罗门王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两个女人争抢着一个孩子，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两人争来争去，争得不可开交，没办法只好让睿智的所罗门王做个了断，所罗门王听完，话不多说，就吩咐左右，赶快拿把刀来，把这孩子劈成两段，一半给这个妇女，一半给那个妇女。
　　一妇人听后面色大变，哭着哀求道，＂所罗门王啊，把活的孩子给她吧，千万不可杀死他。另一个妇女，＂这个孩子既不归你，也不归我，把他劈开吧＂。所罗门王听后，回答道，＂把活着的孩子给头一个妇女吧，千万不可杀死孩子，这个妇人确实是孩子的母亲。＂
　　因为比赛失败，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想到语文教学，不由得就想到了这个故事。
　　凭我粗浅的经验，我敢断定，语文教学就如同那个被两个妇女争抢的孩子，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自己的亲妈。这两个妇人一个叫＂工具性＂，一个叫＂人文性＂。自从一百多年前语文学科教学诞生以来，我们从来没弄清楚究竟哪一个才是语文教学的亲妈。反正语文教学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这样一直被这两个妇人拉拉扯扯，一百多年了，也没弄个明明白白。无数的学者教师也没有所罗门王的智慧，敢拿把刀去把这孩子劈开，两妇人一人一半。所以直到现在，语文教学一直被这两个妈抚养，要命的是这俩妈的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且她们都很强势，谁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都不肯妥协让步，这让这小孩都一百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搞明白，自己到底听谁的，没办法，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完了，这下更糊涂了。
　　对中国传统学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汉学＂和＂宋学＂孰高孰低，是一桩几百年来都断不明白的公案，＂汉学＂，是汉朝学术的简称，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注重＂字词读音＂，勉强算是语文的＂工具性＂，孔乙己的＂茴＂的四种写法，是＂汉学＂的典型代表，＂宋学＂是宋明理学的简称，可以粗略的认为关注人的思想道德，算是语文的＂人文性＂吧。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宋学＂的最典型体现。
　　几百年来，读书人不入＂汉学＂门，就进＂宋学＂堂，套用语文教学的词汇来说，要么注重工具性，要么注重人文性，学＂汉学＂的人说搞＂宋学＂的空疏，不学无术，学＂宋学＂的骂搞＂汉学＂的只注重字词句子，是寻章摘句的腐儒。这两派打的是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清末民初，语文学科教学的概念从西方引入，一落地，马上就陷入到＂汉学＂和＂宋学＂之争里去了，一百多年了，老师们始终搞不清楚，＂工具性＂和＂人文性＂究竟哪一个才是语文教学的核心本质。
　　万般无奈之下，老师们也有了应对的策略，日常教学，还是看语文的＂工具性＂，就是不断地肢解课文，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字、词、读音，句子默写，文行背诵，乃至于大量的进＂阅读理解与写作的训练，即使在习题中出现所谓的理解题，也只是照本宣科，一切按照设定好的程序作答，应付考试简单有效，到了公开展示课的时候，就开始侃侃而谈，无限地深挖，有的时候甚至脱离文本进行过度阐释，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来老师的学问。
　　很惭愧，我就是这样分裂的人。比如说这次区百花奖决赛，讲的是《阿长与<山海经>》经典名篇，而且还是公开课，当然不能人云亦云，当然要独树一帜，让听课的评委老师眼前一亮才行，于是乎点灯熬油，费尽心机地找突破，寻创新，觅亮点，累得我头昏眼花，腰酸背痛腿抽筋，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前人没有注意的细节，那就是鲁迅在文章的后面，淡淡的说了一句，他把阿长当年费尽心机才弄到的《山海经》给弄丢了，本来阿长就是鲁迅的保姆，鲁迅尊重她也只不过是她当年相当设法的给鲁迅弄到一套他朝思暮想的《山海经》而已，鲁迅本身对阿长也只是淡淡的，所以很快就把阿长忘在脑后，就把阿长给他《山海经》弄丢了。后来鲁迅人到中年，漂泊半生，才渐渐的发现＂阿长＂的好，才渐渐的体会到阿长这个没有自己孩子的保姆，全心全意地爱着鲁迅，她把鲁迅当成自己的孩子，只是年幼的鲁迅不懂，中年的鲁迅懂了，阿长却走了。这就是人生的遗憾，没有办法可以化解，只好写文章来纪念阿长，从而减轻自己的愧疚之心。从《山海经》 弄丢了这个角度切进去，我以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老师去思考琢磨。只是为了凸显这个点，我在梳理故事情节的时候，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不都说学生学的就不讲吗？前面的情节，自己不讲学生都知道个七七八八，所以我就等闲放过了，现在看来确实是太过强调创新而忽略了工具性，对学生的基础确实重视不够。过于注重学生的思维拓展了。观点可能过于新颖，不太被评委接受。这也是我败走麦城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过于强调人文，忽略了工具，这是我最深刻的教训。一句话
　　步子太大，扯着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