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她去世了

　　＂二月二十三号早上四点多，我老婆往生了。＂
　　纪录片开始，这是第一句台词。
　　林先生出现在镜头前：
　　＂有时候是……我真的太疏忽她了。＂
　　＂我老婆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她去世后，晚上很少梦到她。仅有一次梦到了。＂
　　朋友在旁搭腔：
　　＂她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太深了。现在她不愿来打扰你。＂
　　林先生一时无言，只是笑笑。
　　镜头再转，换了房间，林先生坦白：
　　＂思念的心情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话说得有些无情。
　　接着，他转身道：＂我去看看我老婆。＂
　　金属制的架子，约一人高。
　　第二层拉出，一层白布，掀开，是塑料袋封存的遗体。
　　林先生轻轻地唤她＂老婆＂，接着开始讲一些家里琐事。
　　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觉得儿子去考消防也很好。
　　然后，他又絮絮道：＂老婆，你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
　　镜头拉近，遗体外贴着一张标签。
　　标签上分栏写着：
　　姓名，徐玉娥。
　　年龄，48岁。
　　性别，女。
　　＂徐玉娥＂下面是四个小字——大体老师。
　　你听说过＂大体老师＂吗？
　　大体老师，是不说话的老师，是在去世后才能成为的老师。
　　确切来说，指的是＂遗体捐献者们＂。
　　这些遗体，真实地向从医者展现人体构造，是医学生医术生涯第一次手术的＂患者＂。
　　因此被尊称为＂大体老师＂。
　　▲图为美国一女性大体老师，冷冻宏观仪下的大脑切片
　　林先生的太太，徐玉娥，便是一位大体老师。
　　生前，徐玉娥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去世后，便将遗体捐献给辅仁大学医学院，以供教学使用。
　　遗体送到医学院后，会先进行防腐处理，再储存。
　　储存的这段时间，林先生经常开长途车北上探望。
　　他总爱一遍又一遍喊她＂老婆＂。
　　喊这两个字时，声音要比平常温柔许多。
　　什么都要讲给她听一听：
　　有关平常见闻，有关儿子女儿，有关自己......
　　再后来，临近解剖课教学，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太太最后一面。
　　他隔着袋子轻抚她的额头，说：
　　＂越想越不舍，常常跟别人讲，思念会随着时间消逝，可是，可是……＂
　　他再也讲不下去了，手指打颤，泣不成声。
　　若说死亡是第一次告别，这便是第二次。
　　要对徐玉娥遗体进行解剖的医学生，与林先生有次对话。
　　林先生带了太太生前的照片给他们看，很多是他拍的。
　　单人照，全家福。
　　他兴冲冲地给学生们讲照片上的趣事，又忽然定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会儿，只能连说＂对不起＂，着急去抹眼里的泪。
　　林先生有次问女儿：＂妈妈现在是去哪里了？＂
　　女儿想了想，回道：＂应该是不错的地方吧。＂
　　另一边，解剖课上，教授带着学生认知人体构造，观察病灶。
　　遗体生前所患的肿瘤，曾经经历过的化疗手术，痕迹明显。
　　以无言来授课，以肉身为教材。
　　这是徐玉娥，在人世做的最后一件事。
　　林先生也早已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想陪一陪她，走一走她走的路。
　　这段故事，被记录在影片《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中，英文名为＂The Silent Teacher＂，翻译过来——＂无语良师＂。
　　2017年，有一部短片，就叫《大体老师》，聚焦的是＂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
　　家中老母亲生了重病，想要在死后将遗体捐献出去。
　　志愿者带了捐献协议过来，二儿子却不让，说受不了母亲死后，有人再在她身上用刀划，说要自己给母亲买一块好墓地。
　　大儿子认为，尽孝，就是听从母亲的意愿。
　　小女儿是医生，从中调和，其实也两难。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最后的孝道便是将父母安置好。
　　想法已根深蒂固。
　　这坎儿，在心上，难迈。
　　三个子女，都曾单独跟睡着的母亲说过话。
　　不认可。不理解。
　　片子很短，不到十五分钟，却拍得极好。
　　有一组镜头，大儿子去了一所学校，在教室里坐了很久。
　　结尾呼应，这所学校正是母亲捐献遗体的学校。
　　大儿子在那想了什么？不得而知。
　　但，更像一种纠结之后的接受与释然。
　　捐献协会的志愿者带着协议来了几次。
　　这件事，最终怎么谈妥的，片里没有明说。
　　答案藏在外孙女懵懵懂懂说的那句：＂外婆好有勇气。＂
　　这份勇气，这份魄力，最后传递给了子女。
　　不论子女多大年纪，最后的最后，老母亲还是这个家里的主心骨，她也为自己的身体做了最后的处置。
　　《大体老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同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北京大学医学部已故院长马旭，自愿捐献遗体，为医学教学所用。
　　＂我是老师，死了之后想继续当老师＂，这是他的心愿。
　　2011年，为悼念大体老师，北医解剖楼的告别厅内，特意设立了纪念墙。
　　纪念墙里，按月份摆放着大体老师的纪念盒，以供家属哀思祭奠。
　　现今，摆放的纪念盒已超600个。
　　▲图片来源：北医研究生
　　就在今年年初，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还有28人成为了大体老师。
　　武汉姑娘阿念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为照顾重症的外婆，她从方舱医院转到了火神山医院。
　　外婆的状况恶化。
　　急救的那天晚上，阿念就躺在旁边病床看着外婆的监护仪。
　　外婆陷入昏迷，阿念内心煎熬，唯一能做的便是盯紧心跳等各项数据。
　　直到，心跳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
　　她如遭重击。
　　来不及悲伤，眼下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决定。
　　曾经外婆就有捐献遗体的想法，还曾问到哪里去填遗体捐献的表。
　　当时家人跟她开玩笑说，你的年纪大，器官别人都用不上了。
　　阿念的妈妈也极力劝阻，其实是觉得若不能给老人送终，就是不孝。
　　阿念回忆当时：
　　＂我没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出，传染病遗体需要在24小时内火化，在苦等急救结果却听闻噩耗时，需要在第一时间签下同意捐献书，可能因为没睡或者内心波澜，那天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后来，阿念得知，他们家是火神山医院第一例主动捐献遗体的家庭。
　　▲图片来源：@阿念2020年很幸运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第一例，才有了后续的第二例，第三例......
　　截至4月5日，火神山医院共有28位遗体捐献者。
　　其中一位遗体捐献者的儿子，被问及捐献原因时说：
　　＂我把母亲的遗体捐献出来，也只是希望能够早日结束这场疫情。让更多的人都早日得到救治，得到更好的治疗，让更多的家庭，不用这样支离破碎。＂
　　说着说着，这个成年男人哽咽了。
　　他自己饱尝悲苦，不愿再看到有人和他一样。
　　也有些家庭，本已做好捐献遗体的准备，最终还是放弃了。
　　他们有自己的挣扎、纠结、两难。
　　我们理解，也心疼。
　　就像阿念说的，捐献后，她妈妈的内心也是愧疚、痛苦与欣慰交织着。
　　疫情暴发得突然，情况也特殊。
　　临走的时候，逝者的家人都不在身边。
　　不管是对逝者，还是逝者亲属，没能相伴走最后一段路，都是最大的遗憾和痛苦。
　　遗体捐献后，阿念想的是：
　　＂其实是有一种延续的希望的，总觉得外婆走了，但依然有什么让你觉得她存在的东西。＂
　　捐献的遗体被带到病理实验室。
　　研究人员与时间赛跑，更与死神赛跑。
　　＂晚上从八点进入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防护也必须做到位，容不得一点差池。
　　正是因为这些大体老师，因为这些研究人员，许多医学猜测得到实证；人工肺的使用得以提前；插管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
　　也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属于大体老师们。
　　记者采访到一位在火神山医院工作的医生，问他将来愿不愿意成为大体老师。
　　那位医生答得实在：
　　＂现在我或许会说愿意，但如果那一刻真正来临，我也不知道。＂
　　捐献遗体，是一件颠覆传统，且需要与爱自己的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
　　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心与勇气。
　　在知乎上，有关大体老师的话题中，医学生们提到了曾见过的大体老师。
　　有三岁因病去世的孩童，小小一个，他的眼角膜捐给了病人，身体捐给了医学院；有高龄的老人，躯体已经干瘦，各项身体机能老化。
　　不论男女老少，身份职业，年龄几何，他们在人生最终途拥有着同一个名字——＂大体老师＂。
　　解剖课上，面对大体老师，在白布掀开前，学生们总要先鞠躬，再宣读誓言：
　　＂敬爱的大体老师，我们将用您的身体进行解剖学习。
　　在您身上划下的每一刀，都是奠定我们未来良好医术的基础，您奉献的大爱，更将孕育我们关爱病人的情操。
　　我们许诺，从今天开始，要以一个恭敬的心情，谦虚的态度，认真向您学习。＂
　　一字一句，是敬重与感激。
　　谢谢你们，虽然现在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