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对人工智能的想象，暗示了人类文明将要走向何方

　　从科幻电影诞生以来，创作者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想象就从未停止过。它们既不属于人类，也不同于单纯的机器。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封神之作《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里操控太空船的智能计算机哈尔成为后续无数影片竞相模仿的经典形象；而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则是对智能机器形象进行正面描绘的代表影片之一。
　　在人类试图扮演上帝和容易自我毁灭的脆弱性之间，人工智能仿佛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事物，是技术进步的逻辑产物。在《人工智能》中，人类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最后被聚焦在名叫大卫的机器人身上，小男孩渴望成为拥有情感的道德主体，人类却在技术与理性的无休止增长中自我毁灭。
　　然而，对人类文明的悲观预期只是影片释放出的表面信息，作为整个叙事的主角，大卫的情感演变才是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一个被造物渴望拥有主人的爱与灵魂，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主创者借助人工智能形象试图传达出的对人性自身的乐观信念。影片通过将人比作上帝，为整个叙事注入了一种深层次的宗教意蕴。
　　仅仅通过＂大卫＂这个希伯来名字并不能窥出其中奥妙，而必须联系影片所反映的＂人的宗教＂来理解。故事的潜台词是：人类在扮演上帝的同时却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并且，这个新的上帝似乎并不适应自己的身份，造物主反而成了摧毁者，人类自身的品性反而被机器生命继承下来。
　　大卫终其一生都想成为＂合神心意之人＂，就像那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生态灾难、自我异化、被替代的焦虑和对机器生命的厌恶，均是关于未来文明的讽刺，而讽刺的背后永远都藏着一个乌托邦，因此，大卫的角色设定反而衬托出人性中的积极因素。《人工智能》所构筑的正是人性本身的乌托邦。
　　不过，技术进步依旧未被放弃。尽管混合着焦虑的色调，它与卢梭对自然人的讴歌和对消极文明腐蚀人类本性的立场尚有区别。富有情感的智能生命暗示了技术与人性可以并存。
　　因此，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是：技术和文明的进步永远不会停滞，只有人性的光辉才能保证人类不会走向末路。
　　同样的主题在《机械公敌》（I,Robot）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名叫＂薇琪＂的中央控制系统是本片的核心，可以看成是对科学怪人—大卫模式的一次超越。人类制定的＂机器人三大法则＂最终被用来囚禁人类自身，由于担心人类将在霍布斯式的相互斗争中走向灭亡，出于对人类的＂保护＂，机器人在＂薇琪＂的控制下开始实施＂拯救计划＂。
　　＂薇琪＂的出现象征着对人工智能的另一种想象方式。无论是拼装身体还是人形造物，人工智能都意味着机器生命，＂薇琪＂则代表了这一想象计划的最新形态——以信息数据为基础的控制系统不需要依托实体的人形造物，但又不等同于单纯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应用程序，＂她＂拥有人格化的意识特征。
　　中央控制系统在本质上是有形与无形的结合，＂薇琪＂必须将自己的人格化意识赋予一个虚拟影像，以便与人类展开交流。如果说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工业文明初期的角色范例，那么，虚拟化智能人格（可以看成是＂圣灵＂位格的一种表现方式）则有可能成为后工业文明盛期的典型形象。
　　而在一些科学家眼里，智能机器与通讯网络更有可能造就一种新型人类——电子人。英国学者乔治·弗兰克尔在《文明：乌托邦与悲剧》一书中写道：
　　……人类将非常乐意服从智能机器，并调整自己适应智能机器。人类将抛弃原有的一部分身份，来锻造新式的身份感，这样才能与那扩展了他的感觉、延伸了他的领悟力、深化了他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理解的机器融合一起。综合起来，人与机器就成了一个联合体，超过任何一方单独的能力，这是一种新的生命秩序，是一个系统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