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版熔炉，电影80分，勇气100分

　　文丨刘起
　　《无声》作为台湾青年导演柯贞年的第一部长片，不仅在金马奖取得了八项提名，也收获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与社会关注度。这部根据台湾聋哑学校性侵事件改编的社会议题电影，以其尖锐、残酷和毫不回避直面罪恶的态度，被称为台湾版《熔炉》。
　　《无声》（2020）
　　同样是聋哑学校的性侵事件，《无声》在想要探讨的主题与呈现方式上，却跟《熔炉》完全不同。
　　《熔炉》（2011）
　　《无声》讲述聋哑男孩张诚从普通学校转学到启聪学校，起初他被这所聋哑学校的和谐氛围所吸引，并结识了天真善良的女孩贝贝。但某天在校车上，大家的嬉戏玩闹中，他看到了后排座位上正发生的一桩令人胆战心惊的罪恶。被吓懵的张诚甚至无力做出反应，就落荒而逃。第二天，他却惊恐的发现，操场上，受害者贝贝正在跟施害者们一起愉快地踢球玩耍。
　　《无声》（2020）
　　《熔炉》中的受害者是聋哑孤儿，施害者是学校校长，以及维护他罪行的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等，通过性侵事件揭示出这一罪恶之下隐藏的权力、金钱、司法的相互勾结，《熔炉》中的恶是人性之恶与权力之恶，而作为恶的社会公权力是无比强大的。
　　《熔炉》（2011）
　　与此相反，《无声》中的受害者是聋哑少年，施害者同样是聋哑少年，双方都是弱势边缘群体。之后通过情节反转，施害者的主谋被揭示出曾经是校园性侵的受害者，其施害者是道貌岸然的成功教师。
　　《无声》（2020）
　　《熔炉》的核心冲突是如何对抗一种明确的恶，面对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交织而成的恶，男主角头破血流也难以撼动，但起码他的对抗有明确的方向。而在《无声》中，因施害者同样是弱势群体，这种恶似乎也有些面目模糊。
　　受害者贝贝也说，他们平时人都很好。由于犯罪主体的复杂性，使罪恶的真相变得复杂、残酷与无解，当男主角发现主谋小光被性侵的过往，他感到无力与绝望，找不到对抗的方向。
　　恶的真相与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
　　导演柯贞年在访谈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其用电影讲一则善与恶对决的故事，她更宁愿示现真相，让人走出戏院后，能不满地反思社会现状。「观众或许想看到在这么无力的状态下，有人去反抗、去努力，至少不那么绝望，可是走向那条路就变成《熔炉》了。还有一个点是，这不是我在田调的时候观察到的，很多时候现实是，英雄无能为力只能原地踏步，坏人好像还在持续。」（引自美丽佳人Marie Claire网站）
　　柯贞年说，他们不发出声音，但却震耳欲聋。片名《无声》也因此显得意味深长。
　　受害者的无声是无法说出。无声表层含义是听障人士无法说话，深层含义是受害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不愿／不敢说出她／他们的经历，因为不想在听障群体中被排挤、更对进入主流社会感到恐惧。还有一层原因是贝贝作为女性，出于羞耻感不想说出真相。
　　旁观者的无声是无意发声。无声代表一种人性的冷漠、自私、缺少同理心与正义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罪行视而不见，不发一声。比如不想惹事上身的女老师和为了学校利益遮掩真相的校长。
　　施害者的无声是对自身罪行理由的沉默，对受害者的痛苦也无动于衷。比如因为自身伤害而沉默的小光，和侵害小光却若无其事的禽兽教师。
　　《无声》没有表现一个绝对的善／恶二元对立，而对性侵事件的复杂性有更多思考。包括受害者的反应、旁观者的态度、施害者的动机。
　　受害者的反应，是影片最让人吃惊的部分。张诚在罪行第二天，看到贝贝带着笑容跟施害者一起踢球，简直难以置信。而贝贝甚至替施害者辩护，「虽然我讨厌他们对我做的，但他们平时都是好人」。
　　这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残障人群的生存现实，他们在主流社会面对种种排挤、隔离与区别对待，使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贝贝虽然长期被性侵，却还是选择跟施害者一起玩，因为她害怕被残障人群孤立、害怕没有人跟她做朋友。
　　她始终不愿意离开学校，因为她认为走出残障学校的圈子，进入正常人的社会，她会受到更多歧视、嘲笑、误解与欺负，即便是善意的同情中，也往往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让她觉得自己很没用。所以她宁愿与施害者一起玩。
　　旁观者的态度，让人在气愤的同时，不得不去思考普通人对于残障人群的共情之难。冷漠的女教师面对贝贝的求助，语气温和地反问「你们不是在玩吗？」车上的生辅员对罪行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听障人群是一群不同于自己的边缘人，所以他们默许听障人群之间的这种过火的「性游戏」。
　　这是无法共情的旁观者的冷漠与残忍，不同于《熔炉》中为了自身私欲而漠视罪行的旁观者。
　　而施害者的动机，更是导演想要探讨的恶的成因。施害者的主谋小光，可以说是学校连锁性侵事件的始作俑者。但到影片中段，揭示出小光被老师长期性侵的过往。
　　柯贞年想要拍出一种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复杂人性。作为恶的性侵的几个孩子，也会同情别人，认为小光很可怜。而作为善的张诚，为了保护贝贝，也被迫成为作恶者的帮凶，成为施害者的一份子，去侵犯更弱小的男孩。
　　而被欺负的小男孩，也在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中，被暗示将成为下一个施害者。恶的传递与循环重演，也是一种提醒和省思。
　　贯穿影片的「一起玩」「他们只是在玩」「你们不是在玩吗？」，以聋哑少年们的游戏，来掩盖罪行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
　　《无声》没有回避性侵场面，以一种勇敢到接近冒犯的方式来呈现。这当然会带来强烈的不适感，甚至可能被诟病为一种对于性侵事件的剥削。但这种无比直接、残忍到令人窒息的视觉呈现，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刺痛所有人的神经。被呈现与被讲述带来的冲击感是完全不同的。
　　整部电影直到结尾，正义也没有得到彰显，惩罚也一直是缺失的。罪行被揭示出来后小光依然在学校作恶，而禽兽教授也完全没有接受制裁，这样的处理，正是柯贞年对于残酷现实的真实再现，很多性侵事件都是这样被埋藏或不了了之。
　　即便如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中作恶的原型教师依然逍遥法外。柯贞年没有用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想象性结尾来处理这个故事，反而保留了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无力感。
　　但我认为，虽然惩罚的缺失是性侵这一社会问题的真实面向，但作为一部社会议题电影，批判的力度不应该被所谓的理性思考所取代。
　　被简化为因果关系的恶
　　作恶者的主谋小光，因为多年被老师性侵害，而心理扭曲、变态。影片用很多笔墨让观众感受到小光的痛苦，这种对作恶者的同情，似乎是告诉观众，他的堕落与无人性是社会伤害的产物。这种对作恶者的同情来自于作者的创作态度，她认为，我们以为自己有同理心，但其实永远也不够。
　　同理心当然是美德。但我认为，影片的优点与缺点，也都来自于创作者的这一态度。同理心让她可以进一步审视恶的成因，而不流于简单的善恶对立。但她却因为施害者的悲惨经历，而对其抱有过多的同理心，进而弱化了罪行本身的邪恶和不可原谅，削弱了批判的力度与思考的深度。
　　这种同理心，在某些作品中确实可以成就作品之伟大。比如谏山创的《进击的巨人》第四季开头，创作者转化视角讲述敌对国马莱的日常，让我们意识到战争的无意义。
　　但这种同理心在《无声》中，却对根本之恶有忽视之嫌。同样受到罪行的伤害，为什么小光这样的受害者会变成施害者，甚至更变本加厉。而贝贝这样的受害者却不会参与恶行，甚至一如既往的善良。
　　她跟张诚说，下次你就跟他们一起欺负我，这样就不会被排挤。还维护施害者，「小光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不喜欢他们这样，但他们平时人都很好。」恶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无法共情，但是，对于恶的理性分析和客观呈现，不代表我们需要去共情那个犯下恶行的人。
　　因为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恶、拒绝思考与共情的平庸之恶、天生的恶，这三种恶哪一种相对可以同情？我认为，三种没有区别，只要是恶，都不值得同情、也无法被原谅。小光作为受害者的经历值得同情，但这不能抵消对小光罪行的谴责。
　　影片后半段，用小光的可怕遭遇，冲淡了贝贝的不幸，我实在不太能认同这种处理。尤其是在对贝贝的遭遇做了那么残忍和直接的呈现后，再用同样的同情来呈现施害者，这就完全模糊了批判的焦点。
　　其实，作为一部社会议题电影，有两种常见的模式，一种是像《熔炉》《辩护人》那样表现弱势群体对抗权力，另一种就是《无声》这样，去呈现真实事件背后更复杂、更无解、更幽微的面向。
　　其实，对于残障人士的性犯罪，有更多值得思考的角度，比如特殊人群的性需求问题（包括智力障碍人士、身体残障人士或者是无家可归者、老年人），这其实是更尖锐和更严肃的现实社会问题。
　　但是，《无声》把听障少年之间的性侵事件，最终解释为一个禽兽教师施行的性犯罪的连锁反应，多少简化了这一少年／残障人士犯罪的复杂性。对于一个社会议题电影而言，将人性的复杂阴暗、恶的成因，放在一个因果论的框架下，未免太过单薄。
　　当然，创作者初衷是不想简单化的看待犯罪，不想简单地把恶归咎于某几个施害者或性侵行为上，而是想要通过施害者的行为动机，去挖掘人性的冷漠、复杂，揭示社会体制的不公、阴暗，探究结构性的恶。
　　但最后呈现出来的，又是某种所谓的「童年阴影和创伤」，并为此弱化了人性的根本之恶，相比之下，《熔炉》对于权力与社会的控诉简单直接却力道十足。
　　《熔炉》（2011）
　　对于一部社会议题电影来说，拒绝停留在问题表面，想要思考的更深入冷静、更客观中立，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去探究善恶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从这个层面看，《无声》中对于残障人群的困境，有更多的理解与体察，其开放式结尾也更发人深省。
　　然而，《无声》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柯贞年说「创作的初衷不是希望带来愤怒对立」。但客观理性，不应模糊对于恶的批判焦点，更不是简单地为罪恶寻找一个成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声》对于社会议题的思考，是否有点「糊涂」和过于善良？
　　当然，这无损于我佩服影片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