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他们有病，有这么难吗

　　最近首页上讨论的两件事，放一起能把人看心梗。
　　一是一组简短但触目惊心的数据：＂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24.6%。＂
　　近四分之一了。
　　二是有媒体回访了去年＂大爱无疆游学营＂事件的当事人，接受回访时，有的孩子已经两年没有再跟父母说过话。
　　这是另一个＂杨永信＂式的故事，只是戒除的不是网瘾，而是抑郁症。
　　确诊抑郁的孩子们被家长以旅游等名义骗去游学营，接受一个叫＂居爸＂的人的教育。
　　注意是＂教育＂，不是＂治疗＂。
　　他曾经接受采访说，除了脑子受伤引起的精神类疾病， 抑郁症、狂躁症、自闭症这一类＂心理疾病＂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是病，所以强制断药，用＂扒皮＂和＂喝汤＂的手法，让孩子重新变得＂正常＂。
　　＂扒皮＂指的是毫不留情地在众人面前挨骂，＂喝汤＂是挨戒尺的打——
　　＂幽默风趣的居老师独创‘喝汤’之词，打在身上‘噼里啪啦响’，‘汤’即被惩戒者灵魂深处流下的眼泪，戏称‘竹片噼啪汤’。＂
　　这些走投无路的孩子，被同样不知所措甚至不愿承认孩子有病的家长，送进来接受＂扒皮＂与＂喝汤＂。
　　受尽了苦痛折磨，还要看着父母对高举戒尺、不许吃药的那个人感恩戴德。
　　被抑郁困扰与被家人＂抛弃＂的双重打击之下，没人能想象他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 青少年在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中一直居于首位。
　　但同时，他们也是最常被忽略的抑郁人群。
　　学校和家庭是他们仅有的两个可以求助的地方，而他们在这里发出的呼救声，却很难有回响。
　　甚至，向老师和家长求助，还有可能反过来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01
　　承认这孩子＂有病＂，
　　为什么那么难？
　　＂大爱无疆＂的案例就是其中典型。
　　扒皮喝汤，在外人看来显然荒诞至极。但偏偏就是有家长愿意相信它，而不是相信医院、相信医学。
　　冰点周刊报道，在去年被立案调查以后，至今仍然有家长在公众号上分享着＂居爸＂的语录，说他＂能救我家于水火之中＂。
　　他与这些家长们共同的一点是，都不承认抑郁是一种疾病。
　　via.《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不承认的原因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无法理解，一个衣食无忧、比我们当年过得好那么多的孩子，怎么会抑郁呢？
　　上一代人成长的环境中，精神教育还是一种罕见且奢侈的东西，关于抑郁证相关知识的普及也几乎没有。
　　与家长对抑郁认知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病例中几乎所有抑郁的孩子都和家长的关系不融洽。＂ （引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曹庆久）
　　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自己也曾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在中国妇女报的采访里提到，很多家长不承认孩子有病，是因为＂不敢＂。
　　＂不愿意面对家庭教育有了问题的现实。＂
　　抑郁症的病耻感或许比其他疾病都严重，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抑郁症患者就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甚至一个＂疯子＂。
　　为人父母，没几个愿意承受这样的打量：＂那人生了个有精神病的孩子。＂＂那家人有精神病。＂
　　更不愿意听到左邻右舍议论：＂那个人把自己儿子逼疯了。＂
　　这种拒绝承认的恐惧，不只会发生在缺乏抑郁症认知和医学常识的父母身上。
　　＂大爱无疆游学营＂的其中一位受害者，父母都是医生，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接受女儿的＂心情不好＂，其实是在生病。
　　他们只承认头晕、厌食这些生理症状是＂病＂，即使医院确诊了躁郁症，也不认可治疗方案和药品：
　　＂药物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还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在那位号称＂抑郁躁郁等等都不是病＂的大师出现之后，这对自己就是医生的父母，顿感找到了知音。
　　外界也许很难想象， 一个生病的孩子所面临最大的阻碍，是让大人相信他真的是生病了。
　　不是＂心情不好＂，不是＂不听话＂＂太叛逆＂，是生病了需要治疗。
　　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环境里，还一向有着＂小孩子的话/事/痛当不得真＂的传统。
　　倾诉自己很难受、心情不好、睡不着，大人们总是觉得＂想开点就行＂，＂别那么矫情＂。
　　只有情况严重到无法上学、甚至危及生命了，赤裸裸让他们感受到危险了，才会猝手不及地送去医院。
　　via.《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曹医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特征，在抑郁就诊率仅20%的大环境下，愿意主动带孩子去看病的家长，一般并不是因为意识到抑郁需要治疗。
　　真相粗暴而残忍：＂孩子上不了学了。＂
　　只要能上学，就算孩子的痛苦肉眼可见，很多家长也不会选择送医。
　　＂上学＂就像是他们心中最后一道防线：只要还能上学，就意味着还是正常人，就没有得精神病。
　　家长这条求救之路被阻断，老师那一头也同样艰难。
　　尤其在与家长关系不够亲密、或出现裂痕的情况下，老师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成年人。
　　但在现实中，仍有许多抑郁的少年人，得到的反馈是这样的：
　　＂老师说我装病，就是不想学习。＂
　　＂我班主任以为我是在找存在感。＂
　　via.《灯火之下》
　　高中生抑郁症纪录片《灯火之下》的女主角纯子，曾分享过这样一个细节。
　　她发现自己抑郁后曾向老师求救：＂老师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但老师回答她说： ＂小姑娘花样年华，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去操场跑两圈就好了。＂
　　更令人心碎的是，弹幕里全是＂感同身受＂的声音：
　　＂我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via.《灯火之下》
　　02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有用吗？
　　抑郁症的很多表现，普通人并没有识别能力，甚至会误会那就是在偷懒撒娇而已。
　　从家长到老师、同学，青少年人最亲密的人，往往都无法及时发现和承认他们的病情。
　　也就无法提供理解、尊重与精神支撑，而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精神需求不被看见，客观存在于规定中的救助系统，也很难有回声。
　　其实有很多相关规定，一直在要求学校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比如把心理健康纳入必修课、聘请心理老师、开设心理咨询室等。
　　按照最理想的想象，这里会是学校里最能让人安心、放松、倾诉的地方，指望着它能站好防治和疏导青少年抑郁情绪的第一班岗。
　　然而现实比这艰难得多。
　　＂学校有个心理咨询室，但是从来没见它开过门。＂正在读高二的杉杉说，那间办公室就在年级主任隔壁，一直锁着。
　　他们学校有一面名师介绍墙，在那上面，杉杉的数学老师、班主任的头像下，有一行＂心理教师＂的小字。
　　杉杉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教过心理，或是去心理咨询室见过同学，＂他找人训话都去办公室啊。＂
　　主课老师参加几趟培训、挂个心理咨询兼职的名头，这种情况在中学校园里并不罕见。
　　原因或是学校没有条件聘请专业人员，或是更直接的，＂没那么重视＂。
　　中国青年报采访过浙江康复医疗中心的医生，他们的住院患者表示，＂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有患者尝试过向学校的心理老师求救，但结果很失望。＂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某位网友分享，自己学校的心理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自己考了证去兼职的，聊天过程里一直强调＂我很专业＂。
　　但这位专业的兼职老师，当患者说＂我对这个世界就是累赘＂的时候，她只会干巴巴地回答＂你要多想想父母＂。
　　中新网的一篇报道中还提到了一种情况，心理老师有，心理教育课也开了。
　　但除了开学做过一次讲座之外，再也没见过心理老师，每周一次的心理教育课是政治老师在讲政治考点。
　　比＂无用＂更可怕的，是＂不专业＂造成的二次伤害。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最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即便签署了白纸黑字的保密协议，也有可能被对方以＂为你好＂＂向家长负责＂等种种理由，泄露学生的隐私。
　　有个惨烈的、真实的案例——2018年6月，甘肃一位19岁的女孩李某，在市中心跳楼身亡。
　　她在高三那年被班主任猥亵，维权无果，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备受折磨。
　　当时围观者起哄＂快跳＂的场景，引起了全网的激愤。
　　学校那间神秘的心理咨询室是她事发后第一个求助的地方，里面的心理老师姓段。
　　段老师听完她的遭遇，给出的回应是＂幸好你没有先告诉父亲＂。
　　更令李某崩溃的是，段某得知此事与班主任吴某有关，就开始反复向她强调学校的难处，还不顾李某的拒绝，擅自把吴某叫到咨询室里来＂当面道个歉＂。
　　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咨询环境的私密性，全被段老师打破。
　　李某父亲后来在采访中回忆，那天接到电话赶过去，就看见女儿蜷缩在心理咨询室角落，一直哭，不肯说话。
　　他第一反应是女儿犯了什么错，还主动去找班主任吴某问情况。吴某告诉他：没啥事。
　　绝境中的少女向学校心理咨询室发出的求救信号，因为＂学校的难处＂，因为＂闹大了不好＂，就这样被一点点扭曲、直至湮灭。
　　学生对学校天然的尊重与信任，也在被＂出卖＂的那一瞬间，彻底摧毁。
　　就像《灯火之下》的纯子提到自己被老师否认生病的事实时，那条触目惊心的评论：
　　03
　　抑郁的孩子
　　何去何从
　　当然不是要阻止学生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正如前文所说，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的青少年，最能触达、最及时有效的求助方式，就是去心理咨询室。
　　但越是因为重要，它被曝光的种种敷衍与乱象，就越让人痛心。
　　那本来可以是一个疏导痛苦、及时发现和疗愈的所在，如今却成为了同学们口口相传的、需要警惕和保持距离的地方。
　　在问答网站上搜索＂学校心理咨询室＂相关的问题，能看到很多有需求的学生不安地提问。
　　＂可以去吗？＂＂靠谱吗？＂
　　但鼓励和肯定的答案十分少见，常见的回答是＂水平不行＂，＂糊弄＂。
　　还有一位匿名答主直言：
　　＂我们心理咨询室是情报部门。目标是杜绝住宿生因心理问题出事。 如果不能保证住宿学生不出事，就保证出事学生不住宿。 ＂
　　这话对所有学校和心理老师而言，固然不够公允，但它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共鸣，已经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新华网刊登过一篇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采访报道，其中一位姓陈的同学说： ＂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
　　他在学校完全感受不到帮助和支持。母亲每天都会接到老师＂诉苦＂的电话，＂随时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看他有没有去跳楼。＂
　　讽刺的是，病友家长中就有不少是老师。
　　他们对陈同学老师的做法很是理解，因为＂万一孩子在学校出了事，他们要担责任的。＂
　　从校方到班主任，再到接受咨询的心理老师，好像每个环节都在为＂担责任＂而恐惧。
　　但学校最应该做的事，或许不该是在一个孩子生病之后，才精明地思量如何＂处理＂ 。
　　而是尽最大的努力，付出最多的关注，不要让这些朝七晚十、比大厂员工还内卷的孩子生病。
　　尽管心理教育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可不难发现，在很多学校中，人们对它的认知还是＂一门不用考试的学科＂。
　　就像我们小时候的音乐美术课，随时可以为了更伟大的利益牺牲。
　　有人解释过为什么学校心理老师大部分都＂不靠谱＂。
　　一是门槛低，很多学校只要本科就招，甚至只拿个培训证去兼职也行。
　　而一般来说，心理相关的专业，需要比本科更长、更深入的系统学习和训练。
　　另一方面是在学校也没什么存在感，发展前景极为有限。
　　工作很难有主动性，薪水要么是固定的，要么一次咨询收费极低，而且让学生班主任和校方不干涉咨询的导向，难之又难。
　　为数不多的指望就是转向行政，而这条路，几乎就意味着你必须处理好与校方的关系。
　　校方、心理老师、求助的学生，三方各有各的需求，却又互相受制。
　　其中最关键的连接点是学生，最容易被大人的权衡伤害的，还是学生。
　　可学生们的要求，其实并不多，并没大人们以为的那么难以满足。
　　学校不是医院，心理老师也不是医生，没有人真的指望这里可以＂治病＂。
　　他们只是需要在校园里，多得到一点理解、尊重，和严格遵守心理咨询道德的、安全的倾听。
　　而不是一有点＂不正常＂的苗头，就避之如洪水猛兽，生怕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就像纯子在《灯火之下》里所说的那样：＂不是需要解决方案，而需要你静静的守着，告诉他们，我还在。＂
　　聊作安慰的是，纯子在过去的校园中没听到的那句＂我还在＂，在她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后，终于听到了。
　　无数的＂我还在＂＂加油＂，在弹幕上刷过。
　　关注青少年抑郁的人群，始终不多。
　　这则纪录片的弹幕和评论区，大多也都是真的＂感同身受＂的同命人。
　　他们这句＂我还在＂，也许并不只是说给屏幕那头的纯子的。
　　文章来源： Vista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