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今年最火的小说，有那么好吗？

　　文丨甘琳
　　暌违八年，余华的新长篇《文城》终于面世，虽然豆瓣评分颇高，但对其失望乃至绝望的声音也不少。
　　其实自2012年的《兄弟》开始，读者期待视野里的余华想象就已经慢慢分裂，每当反对者持以江郎才尽的批评时，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9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直言不讳就会被一再搬出：
　　「我不想看余华讲故事，他们应该告诉我中国社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多年前，余华第一次看电影《野草莓》，看完后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路回宿舍，伯格曼的电影语言和对于人类状态的探索深深震动了余华，那时候的他看来，非古典的意识流探索比通俗故事的诱惑更大也更神秘。
　　《野草莓》
　　而90年代转型长篇小说创作后，讲故事似乎就成了余华的原罪：
　　一方面流畅的故事情节让余华的作品拥有了40多种海外翻译版本，其海外传播热度，甚至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另一方面，蜕去种种先锋的衣饰，用封闭明确的编排把精巧的文学实验转变为猎奇而日常的故事小品，也让余华变得通俗而僵化了。
　　有些可笑，但也实在不容忽视，「故事」确实成为了「中国制造」新的硬通货。
　　余华
　　余华之外，如今能够激起外国传播热潮的中国小说，也是一群把故事提纯到极端的作品群——中国的网络文学小说。玄幻、修仙、快穿、重生，老外惊讶于这些激励情节像游戏一样的网络小说，又爽又快餐化的故事阐释，让老外欲罢不能。
　　飞机失踪、婴儿报错、辱母杀人......每天网络媒体炮制着各种作家想不出的社会新闻。从前作的《第七天》到如今的《文城》，余华长篇小说里的故事也从当代的失败婚姻、官员性丑闻、暴力拆迀、百姓上访、器官买卖流转到民国年间的兵荒马乱、土匪暴行和乡绅义举。
　　善恶斗争变得越来越鲜明，过去近百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在余华的新长篇《文城》的讲述下，仿佛变得越来越简单。
　　如果说莫言《檀香刑》中的官僚县令既有懦弱自私、媚上欺下的一面，但他最后记怀仁善、为民伸冤，悲壮身亡的结局却也是小人物复杂面向的表现。
　　而在《文城》里，乡绅顾益民和林祥福从头到尾都心怀氏族、英勇就义的形象，仿佛并没有提供一种真实的历史发现，更像是在用一种逻辑坚固、语义透彻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一种陈腐平息的作家自我疏解。
　　崇尚和批判是小说的美德之一,却也容易让小说自缚手脚并陷入单一话语层面。
　　《文城》前半部分对林祥福的传统书写颇具崇尚感。出生在乡绅大家秉性善良却父母早亡的林祥福因闯入者小美而逐渐偏离原有的生活轨道，前后两次被女人欺骗的他，没有在发泄和控诉中撕扯一切，唯一一次异常激烈的情绪变动，是发现家中一半的小黄鱼被小美偷走后的爆发：
　　时而尖利时而深沉，在夜空里一阵阵呼啸而过。他的哭声比婴儿的哭声还要漫长......爹！娘！我眼睛瞎啦我受骗啦！我笨啊我们的家产被人偷啦......
　　这种富有节奏和律动感的叫喊声，很容易让读者类比玉兰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的哭腔，坐在门槛上的许玉兰像唱戏一样重重复复爆料自己和何小勇的私情：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
　　我一没守寡，二没改嫁，三没偷汉，我生了三个儿子......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
　　让我今世认识了何小勇，这个何小勇啊，他倒好，什么事都没有，我可怎么办啊？
　　许玉兰女人的贞洁被毫不顾忌地喊出来，林祥福男人的忠孝被自我矮化地和盘托出。
　　这种哭喊是属于余华最擅长地在无动于衷的日常语言里锤炼出来的语言修辞和节奏调式。口语化的复调短句里，叙述者被分离出来，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变得尤其生动浑圆。
　　但这只是林祥福为数不多的令老读者眼熟的直接引语，大多数时候，憨痴忍耐的林祥福，都是在叙述人的讲述下，贡献并呕吐出自己的磨难经历，身体力行地让读者自我感动在这种民国乱世的苦难沉重里。
　　在林祥福因龙卷风而丢失女儿的大段描述里：
　　他害怕，他浑身颤抖，走路摇晃起来。
　　他继续东张西望，他的眼泪被泪水蒙住；
　　他继续大声喊叫，嘴巴张开后没有声音。
　　我们能看到精巧清晰的苦难动作反馈样板，也能看到一种强力的故事逻辑，但唯独缺失了余华荒诞的意义解构。
　　同样是出走家乡的远行男人，《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我」，则被莫言认为是在平淡的悖谬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中，构成了梦一样的个人与历史的叠搭呼应。
　　余华曾说过，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可是这次在《文城》里，所有的常理都名正言顺地发生在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上。
　　如果说《兄弟》里的偷窥视淫、处美女选拔挺「脏」，那在《文城》里的林祥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点也不古怪不幽默，他太「常理」了。他千里追妻、异乡创业、回馈乡亲，并最终以名正言顺的乡绅乡贤情怀英勇就义。
　　用网文里的黑话形容林祥福，有点类似「美强惨」的人设，体貌周正、能力强大、身世悲惨，非常容易惹人心痛。当然，我们可以追捧晋江文里的美强惨男主角，却似乎不能容忍写出过《活着》的余华笔下会有此番人物。
　　电影 《活着》
　　之前余华长篇里，人物那种在离奇和可悲的故事前侃侃而谈的幽默，少了许多。
　　在林福祥、纪小美、顾益民、陈永良等个体身上，不再具有了那些重新颠覆和建构个人化历史的幽默叙事，乡绅救世、军阀混战，他们在有意识地融合进主流的政治历史权力图解中，传统观念下的历史事件，不再值得怀疑。他们更像是民国时代影视剧里的痴情英雄儿女，用时代洪流的旧故事博人眼球。最终观众关上电视电脑，转头就忘。
　　即使在「耕田」和「割耳朵」的土匪酷刑里可以看出一些暴力里的笑中带泪，但这已经分散在了对村民群像的集体书写里。
　　换个角度想，这倒也是我第一次对余华小说主角之外人物的聚焦，即对其群像书写的深刻记忆。
　　溪镇被土匪绑票的成年男子统统被割掉了一只耳朵，余华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强调他们因失去一只耳朵而不再拥有的身体平衡，这群被侮辱和被压迫的普通人在回家的逃命路上，「四个人向右偏，三个人向左偏，手拉着手保持平衡」。
　　这群民国人的苦难个体经营，因为幽默的宣泄和净化，颠覆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冷漠，也排除了当下仍然对大多数人有效的道德习俗和情感方式的许诺与权威的解释，让读者可以更超越地认知苦难在文学里的存在价值。
　　少了左耳的私塾王先生虽然有命回溪镇，但失去平衡总是仪式性地往左倾的身子把学堂里的七个学生全都吓跑了，被暴力侮辱迫害的王先生端坐在空无一人的学堂，阳光将他的身影拖到门口地上。而能够读懂这团身影的人，只能是同被割掉右耳的陈耀武。
　　搬起课桌进入王先生私塾的陈耀武，加入了王先生阳光下的身影，两人你一声我一声地互相成全，让残缺的身体在个体历史的具体书写里，多了勇猛而充盈的力量。
　　当下被影视圈热情追捧的东北作家班宇，同样也擅长写作具有强烈故事性的丰富日常生活，他用五星评价了前辈余华的新作：
　　「如冻土消融时回转萦绕的水汽，时隐时现，抱着生也抱着死；士与誓之精神，情与义之幻景，将溪镇变作文城。文城也是一个人的空城，『死在盼望我』，无法不勇猛，无法不飘零。」
　　与此同时，当然也有迷恋过去的读者，不愿接受如此迂腐陈旧的新余华。豆瓣上一张余华在教辅机构发布会上演讲中高考作文该如何写作的照片，显然比《文城》的评论区还要火爆。
　　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其实自《兄弟》开始，余华早就参与到了顾彬所谓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命题思考中，但这种不得不参与的姿态，在小说里寄予太多历史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期望，以及余华当下个人经验及处境的滞后，让其注定无法完成与当下时代的抗争或和解。
　　而当余华回到「文城」，再次把万亩荡的视域放在中国南方的历史人文精神中时，他的写作力量终究没有连结过去和将来，能感动的人少了，变得温和的他，先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