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多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科尔姆·托宾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Criterion（2019年7月17日）
　　当佩德罗·阿莫多瓦准备离开家的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年轻人不会与他们的父亲争论政治，也没有人想讨论内战，或者重新掀起一场内战。相反，人们争论的是你头发的长度，你衣服的剪裁，你听的音乐，你看的电影，还有你卧室墙上的海报。
　　佩德罗·阿莫多瓦
　　到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时，大多数人已经对他不屑一顾了。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报纸报道了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民主制度的建立。但其他一些几乎属于隐秘的领域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包括性领域、衣着和室内布置。
　　在持续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的沉默中，有人发话了。但是，还没有一个艺术家注意到这番话听起来像什么。在这种沉默中，也需要新的形象。例如，内战前的妇女形象基本上是悲惨的。
　　比方说，如果你听西班牙女高音维多利亚·德·洛斯·安戈涅斯的声音，你会听到这是一种哀怨的声音。她表现出痛苦、悔恨和孤独。在她的声音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渴望，一种对失去的东西的渴望，那是一种可以寻回的东西，一种必须为之哀悼或颂扬的东西。
　　维多利亚·德·洛斯·安戈涅斯
　　她美妙的嗓音体现了她与生俱来的同时兼有的力量和无力；抒情的冲动本身结合了一种绝望的悲伤；这种描写、赞美和惊奇的行为本身就带有一种奇怪的柔情和渴望。对于女性和男同性恋来说，她发出的声音似乎概括了我们生活中潜在的悲伤和无力感。
　　这种潜流已经成为西班牙同性恋剧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主导模式——他于1936年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她挽歌般的声音，」他写道，「是格拉纳达最纯洁的声音。」作为一名艺术家，洛尔卡在那个没有简单事物的时代对简单的自由感兴趣。洛尔卡几乎是异想天开地确信，在1936年的西班牙，个人是政治的，身体本身，尤其是女性或同性恋男性的身体，与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一样，都是冲突和命运的领地。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
　　洛尔卡为女性写的剧本充满了悲伤的表达，却也充满了野蛮的限制和残忍。他知道这其中有政治意味，但他的艺术技巧太过微妙，无法让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对角色的困境太过感兴趣，对他们之间纯粹的兴奋和深度冲突太过感兴趣，以至于没有心思让他们比外面的世界更渺小。他有足够的野心，让他的女性真正成为并体现了西班牙自由和限制之间更广泛的冲突，而不是代表自由和限制。阿莫多瓦，作为一个同性恋电影人，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洛尔卡在《白纳德之屋》中描写年轻女性时，有着一种奇怪的温柔，乔治·艾略特，作为一名女性小说家，在创造她的理想主义的男性角色，如威尔·拉迪斯拉夫、丹尼尔·德隆达时，也有着这样的温柔，与之相同的还有从亨利·詹姆斯到田纳西·威廉斯这些同性恋作家，都以这样的温柔想象了他们笔下被约束的女性。
　　洛尔卡死后空无一物。独裁者去世后，艺术家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填补审查制度造成的真空。
　　随着西班牙从法西斯主义走向民主，出现了许多精美的电影试图将过去这个国家在独裁时期发生的事情戏剧化。这其中包括维克多·艾里斯的《蜂巢幽灵》（1973），讲述了1940年的一个年轻女孩的生活。
　　《蜂巢幽灵》
　　这部电影充满了天真和警惕，带有暴力和威胁的潜台词。由卡洛斯·绍拉导演的《饲养乌鸦》（1976）戏剧化处理了法西斯主义遗产，它是从一个年轻女孩的角度叙述的，艾里斯的《南方》（1983）也是如此，它描绘了一个守旧压抑的世界。
　　《南方》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班牙的电影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会花时间寻找一些图像，来处理战争及其后果带来的压抑和失落感，让童年的纯真与周围的黑暗进行较量。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佩德罗·阿莫多瓦在马德里一家电话公司工作，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本质所在。在求职面试时，他用发油把长发遮住，然后把它盘成一个髻，但当他到了新工作岗位时，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工作。长发还是太不体面了。但他们不能因此解雇他。
　　最后，他的一位同事让步了，同意和他一起工作。他说，不到两个月，他就赢得了其他人的支持，他们都开始喜欢他了，尽管他有一头长发。当他最终离开电话公司时，他们告诉他，他们将保留他的职位，以备他再次需要。
　　佩德罗·阿莫多瓦
　　他在那里的工作是为老年人更换新的电话设备。令他高兴的是，他开始遇到了一个新圈子，他后来也因其成名。他遇到了以前从不认识的西班牙中产阶级妇女，他有机会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时代近距离研究她们，那个时候，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在经历身份危机。在新西班牙，一种新的电话设备是一个新的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的黑色胶木电话来自沉闷、压抑的过去。电话公司的客户需要新的明亮的颜色，就像他们需要新的电话会话类型一样。
　　阿莫多瓦也许是幸运的，佛朗哥决定关闭他想上的电影学校。他不必浪费时间和老师们争论。相反，他自学成才。他用第一笔薪水买了一台Super 8摄影机，并在任何可以放映的地方放映他的影片。他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人不同：阿莫多瓦讲故事，而其他人做的是模糊的、附庸流派的、概念性的电影。
　　佩德罗·阿莫多瓦
　　从他开始放映的那一刻起，不管会场有多小，他都能让人捧腹大笑。在使用Super8摄影机的人中，他表现得过于平民主义，但当他开始制作长片时——他在电话公司工作时制作了第一部长片——他就从其他痴迷于内战的西班牙电影人中脱颖而出。
　　周围的一切都太有趣了，他根本用不着为压抑而烦恼。他看到马德里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虽然他有许多令人兴奋的小想法，但它们都被一些重大而有趣的想法所支配。如果没有人关心过去呢？如果他笔下人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重塑自己身上了呢？如果过去的分类在新分类的重压下崩溃了呢？如果分类本身可以消失呢？
　　如果，当女人说话的时候，她们说的是有趣的、聪明的、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不是悲惨的、沮丧的、压抑的事情呢？如果人们的欲望是黑暗和怪异的，同时又是天真和甜蜜的呢？如果电影本身通过它使用的色调和纹理、墙壁的粉刷方式、家具和服装的选择方式、音乐、摄影机的移动方式和电影的剪辑方式来反映所有这些光彩会怎样？
　　目前还不清楚阿莫多瓦制作的电影是否从变化中的西班牙借鉴了方向，或者变化中的西班牙是否从他的电影借鉴了方向。尽管许多早期的作品，比如《烈女传》（1980）或《崩溃边缘的女人》（1988），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永恒的现在，一个令人激动、完全不稳定、随时变化并且可能发生更多变化的地方，但阿莫多瓦逐渐开始让「过去」走进他的电影，从而在之前的影片带来的兴奋和加剧了这种兴奋的持久之间，创造戏剧性。
　　《崩溃边缘的女人》
　　例如，在《烈女传》中，尽管它围绕着警察的性虐待，却没有处理西班牙警察在高压状态下遗留的问题。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而且它会被当作几乎是滑稽的，或者至少是轻描淡写的。那些被冒犯的人不是对警察的暴行进行说教，而是寻求找出困扰警察妻子的性梦和性幻想。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巴塞罗那看这部电影时，因为它拒绝遵循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而感到兴奋和着迷。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它暗示了西班牙提供的新自由可能始于身体内部，以实现梦想（包括性梦想）为目标。它暗示了一种自我内在的奇异感，这种奇异感既然不必压抑，现在就应该得到颂扬。这是对抗渴望的。它的乐趣在于它对瞬息即逝的当下的强烈探索。
　　《烈女传》
　　后来阿莫多瓦的电影，如《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和《不良教育》（2004），另一方面，他们的剧情依赖于几年前发生的事件。时间过去了。过去的事已从老独裁者恶毒的手中溜走了。光明、新奇、自我创造，甚至痛苦现在都有了自己的过去，自己个人的强度。
　　《不良教育》
　　因此，在《不良教育》中，男孩用一种美丽而忧伤的声音唱歌的场景属于记忆。它们不像阿莫多瓦早期电影中的场景那样漫不经心、无忧无虑。这些都是闪回；它们需要解释一个不再完全自主的「现在」。如果从阿莫多瓦入行的1975年开始算起，那么到2004年，时间已经向前推进了足够多，男孩唱《月亮河》的段落几乎成了年代戏里的场面。
　　他让过去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影可以被视为阿莫多瓦的第二阶段，让我们好奇他还将探索什么主题。现在，他即将迎来自己电影人生涯的40周年纪念日，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作为他职业生涯中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的时期来回顾，但随着过去的事件重新浮出水面并再次成为现实，他获得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