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演陈独秀，陈坤错了吗？

　　文丨阿醒
　　从十年前的《建党伟业》到前天全面公映的《1921》，同样题材的戏，它的演化逻辑是清晰可见的。同样出自黄建新之手，《1921》是对建党历程一次更加青春、激情、冲动的呈现。
　　《1921》仍然是大规模、细雕刻的群戏。这出群戏的核心焦点，被清晰地匀到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十三位青年身上。主角群体年龄的沉降，整部电影就顺着历史状貌生发出偏向青春戏的风味。《1921》里的青春，激昂、热血、不屈、坚执，因为一定要这样，那些纯粹的热烈的理想主义才可以在那个旧社会、坏时代找到依附的可能性。
　　在这出群戏中，几乎所有演员的发挥都值得圈点。不过，我也发现，最众说纷纭的一个焦点，是陈坤饰演的陈独秀，以如此张扬、任性的状态亮相，合不合理？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下陈独秀出场的第一个场景。
　　他在狱中和李大钊相见，李大钊明显更加持重，「发传单这种事情，非要自己去吗？你是领袖，不是少年。」大十岁的陈独秀却是冲动和狂热的，他隔着监狱栏杆紧紧抓着李大钊的手，眼中放着热切的光芒，口中奔涌着说，「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了！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将将开始！」
　　身为全片第一个登台的人物，他的这场狱中相会起到了为影片定下总体基调的意义。在一部青春洋溢的电影里，42岁的陈独秀要想融入主线，就注定不可能是老气横秋的。而那时候的中国需要的青年领袖，也一定不会是个板板正正，没有情绪的书斋学究。
　　陈独秀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传播马列主义先声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些身份予以他率先登场的必然性，却也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地把他框定成教科书上一本正经的革命领导者形象。
　　但他偏偏不是。
　　我起初也觉得黄建新太大胆。哪怕主旋律大片接了十几年地气，大众对陈独秀的想象也没有近乎本质的变更，再加上近来好些影视作品都在用不同方式来展现他，这评判起来，就涉及到了先入为主以及个人偏好。
　　但陈独秀在真实历史上的更多面向，一直还有待挖掘和再度呈现，因为他的人生起伏跌宕，观点跳跃变迁，若是转化为一个电影角色，一个塑造对象，他的弹性和可塑性，也几乎是最大的。因而任何一个版本的陈独秀，在某些意义上都有他真实和合理的可能性。
　　黄建新在接受娱理的采访时说了，「陈独秀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真的是有的时候很癫狂，所以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跟历史的真实比较接近的人物，呈现一个有新鲜感的人物，而不是大家理所当然认为的温文尔雅的领袖。你看过去老电影里列宁讲话也是很有煽动性的，我们也想在电影里处理这种丰富的个性。」
　　具体到了《1921》里，陈独秀是以非头号主角身份出现的，他没有去上海参加「一大」，不在那13人之内。但是历史也好，电影也好，没有他，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毛泽东在1919年曾经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这个「我们」，包含所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青年人，而出席「一大」的建党成员自然也在此列。
　　1920年初，陈独秀就已经在上海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了。当年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就是李大钊打下根基、陈独秀组织发起这段往事。有这样亲力亲为的先驱者身份在，即便他缺席了「一大」，被公推为中央局书记，也是顺理成章。
　　电影是呼应历史的。陈独秀不在，却无处不在，作为某种背景般的号召力量，建党前后的局势，都会被他的一举一动所牵系。
　　如何在《1921》里展现这种影响力，特别是如何通过寥寥几场短戏，来展现陈独秀作为青年人马首是瞻的领袖人物，非常困难。
　　这么厚的一个人物，要用这么薄的几个切片去呈现，需要抓出几个关键的场景。
　　所以我们看到，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二楼阳台，陈独秀立在正中，一撒手，纷纷扬扬的《北京市民宣言》给1919年的六月下了场雪。人们捡拾这些进步的文字，镜头拉后，最暖热的通明灯火把陈独秀烘托得既桀骜又伟岸。
　　北洋政府的大牢等在前面，他是预料到的，预料到也无所畏惧。就像他说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
　　于是，这才有了开头提到的李大钊和他隔着铁窗的相会。而这一见，两位革命伙伴就相互成了某种镜像。
　　使命感很强的人，有把蒙受灾祸只当等闲的心态。他知道理想、真理、公义是可以，而且必须要摆在生命跟荣辱之前的，磨难恐吓不了他，身份也束缚不了他，年龄更奈何不了他，所以赤子心、青春感，是这个版本的陈独秀的两个关键词。
　　所以，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他，才可以不顾那些阶级、辈分与礼仪，直接闯到孙中山、宋庆龄与陈炯明的私人阳台会议上，去为大业的教育，讨那些迟迟不见落实的经费。陈坤放开了那种怒气去演，火急火燎，快言快语，以突兀的态势刺穿那种祥和、洁净得不像当时的氛围，陈独秀火爆的个性，难得给戏剧化地还原出来。
　　任何人，莫说敌人，即便是友人、恩人，情面都是要放在事理后的。孙中山他们的脸面当然挂不住，但没有这种气魄，陈独秀没办法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在广东办校创所，推行共产主义理论、男女同校、国语普及。
　　又正因有这种气魄，他才当得上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先驱与领袖。出狱时李大钊来接他，身后还簇拥着一大群年轻人，他很感怀地致了意。陈坤的眼神与嘴角泄出了一种柔，把别时的刚给衬出了气概。在权贵、暴力、磨难面前，他陈独秀可以不卑不亢，无所顾忌，为了就是用自己这血肉之躯与新潮思想，去给这些将要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去遮风挡雨，暗夜引航。
　　相比面对权力的不卑不亢，电影里的陈独秀在跟青年人，尤其是意气相投的青年人相处时，非但没有架子，反倒是亲密无间，那种爱才若渴的心理，全都写在脸上。
　　有一幕讲到了1920年，毛泽东去位于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见他，他那种兴奋，就是溢于言表的。平日访客太多，他在墙上挂了个小黑板，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这会儿，他把黑板翻到背面，畅谈的时间就无限了。
　　陈独秀聊的，是自己在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事情。急切、激动而又自豪，陈坤的情绪满到了眉目之上，恍惚间叫人嵌入当年真实出现过的情状里，那火苗是一点就着的，演毛泽东的王仁君心绪也被带动了。
　　这段际遇再浓墨重彩也不为过，毕竟很多年之后，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此时此地开始。
　　或激昂，或愤怒，或感激，或亲切，陈独秀的侧面各有不同，在电影里，就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泛的形象。陈坤的表演，就是游走在情绪的两极，去把那些矛盾的个性给合理化地融入人本身。如此自在的陈独秀，对得起，也引得动同行者、后来者以及电影的青春气，那种用来抵抗暮气与死气的广义青春气。
　　「青春气盛」的陈独秀，在光影世界里非常饱满，也非常新鲜。但在通俗历史上，这些略显狂放的特质，是被选择性地遮掩的。
　　但我们需要知道，陈独秀一大别称，正是「怪杰」。怪，意味着与众不同；杰，意味着才华横溢。
　　17岁就当上秀才的他，旧学了得，新学也精通，平日写文、演讲，斗志总是昂然。最让后人记住的，就是他创办了《新青年》，催动新文化运动，尔后跟李大钊合办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建党打下根基。
　　风风火火的人，不拘小节。他的所谓「怪」，基于恒久的批判思想而来，胡适说他是「终身反对派」，他也很赞同。他说过，「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
　　他的「青春」气息，就来自于此。40岁，他也依然不会去学乖，兴许在他眼里，那些所谓的成长不过是油滑，甚至谄媚。他必然地会走很多弯路，甚至走很多死路，他少不了开罪的人，但开天辟地的事业，也少不了他。所以，在传播思想火种的革命预备阶段，像他这样，才能成为极富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假如我们事先明了陈独秀如此具有矛盾性，在看《1921》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错愕。很显然，在主创团队的有的放矢之下，陈坤扮演了一个很有可能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陈独秀。
　　当然，要更准确地说，那就是我们在电影里所看到的这个银幕形象，是历史人物陈独秀的某些性格侧面，结合影片创作需要的一个结果。如果说他的面目让部分观众觉得诧愕，那么，如果你有幸碰到历史上的那个陈独秀，一定会更加诧愕。
　　要以这种更为本真的方式呈现别样「青春」的陈独秀，去找陈坤，非常合理。40多岁的内地男演员里，还能在岁月痕迹中留得住这种青春气息的，实在寥寥无几。
　　莫说在最初的电影代表作《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里演下乡青年罗明，尽透少年心性，即便是在年初的电影《侍神令》里，那个背扛委屈也不负初心的晴明，依然饱含成人少见的纯澈与清透。
　　《侍神令》
　　陈坤演陈独秀，形象先带了三分「青春」。而陈坤又很会善用自己的敏慧，去理解熟知人间冷暖的陈独秀如何刚柔并济，理解明知不合时宜却执意守护自尊需要付出何等代价，理解理想公义不能被放置于世俗之物前的焦躁恼怒，由此，他再次让自己跟角色桥接起来。
　　他给锋芒毕露的陈独秀留了一分清醒与自在，于是他可以在那种相当外放的新奇演绎里，稳稳地再度拐入内心深处，叫人暗地里回过神来，要为那些光景叹息一番。
　　这样的陈独秀，我们没见过。他属于历史，也属于陈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