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之前，亦文亦武的巴克什群体，到底有何作用？

　　巴克什群体伴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立后金政权的过程，活跃在清入关前的历史舞台上，他们亦文亦武，独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
　　在对内的政治格局里，巴克什作为最初的文官胥吏，独当一面，承担起各种繁琐政务的处理工作，开创了有清一代颇具特色的文书档案管理体系。
　　一部分以汗近臣身份出入中枢机构的巴克什，还直接参与了满洲政权，为加强皇权以及政权组织形式的架构与完善建言建策，＂赞理机务，勤劳素著＂。
　　在对外交往领域，巴克什频繁奉命出使蒙古、朝鲜等邻邦，为清入关前外交格局的形成，以及民族政策的落实鞍马劳顿，＂捐躯奔走，御命驱驰＂，换来后金（清）政权安定稳固的外部环境和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为初生政权的壮大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而巴克什自身厚重的军功，同时也在彰显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习性，堪为后世所敬仰。巴克什群体与清入关前的内政
　　以书写、记录得名巴克什的文职官吏以及那些行走于书房、文馆乃至内三院的巴克什们，作为清代文官体系的雏形，在清入关前承担着繁冗复杂的各项文职工作，是各职能部门正常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无论是在重大庆典活动中担任司仪、各类案件的审理、政策制度的制定，还是行走于汗与贝勒之间传宣圣谕等日常行政事务，均有巴克什尽职尽责的身影。
　　天聪五年以前，巴克什群体在后金政权内政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中枢决策系统和基层文职系统两类。参与中枢决策的巴克什们主要是负责法令、文书的起草、各种文件的翻译、颁布及保存等事务，或者在重大典礼中负责司仪等重要工作。
　　如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称汗的登基大典上，即由额尔德尼巴克什与努尔哈赤近侍之臣阿敦共同接纳八旗大臣共进的表文，基层文职系统中的巴克什群体，即后来演变为笔帖式的一部分巴克什。
　　笔帖式一词来源则可追溯到元代的蒙古社会的＂必阇赤＂，即书写汉文的人。李红在《清代笔帖式》一文中将笔帖式的职能归纳为翻译、书写、档案管理，赵郁楠又补充辅佐政务、驰递军情两项，则大约可以推知这一部分巴克什群体的具体职能所在。
　　天聪五年之后，随着官僚体系的逐步系统化，巴克什这一称呼随之演变为荣誉赐号，巴克什群体也相应地缩小到皇太极身边的少数亲信大臣。
　　他们更多的参与到中枢决策中去，一方面承担着中央文书机构的各种行政职能；另一方面又作为皇权意志的延伸逐渐从诸贝勒手中接管行政权力，积极配合汉族生员、降官协助皇太极＂渐就中国之治＂，为满洲政权向封建制度的转变提供了一种相对完整的参考模式以及切实的转化力量。
　　皇太极即位之初，面临着皇权与诸贝勒权力的激烈角逐，这种斗争在满洲政权内部早已出现。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褚英分裂倾向的打击，即是中枢决策由二元化倾向向一元化领导的转变，天命七年，为缓和满洲贵族集团的内部矛盾，努尔哈赤又提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治蓝图。
　　但这种相对平衡却也极大地制约着皇权，乃至政权的发展。因此将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替代满洲权贵所习惯的议政体制，是皇太极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内秘书院职掌，撰拟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诸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
　　改文馆为内三院后，使内三院基本涵盖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主要职能，赋予了内三院更多的政治色。与文官的职能相比，内三院的职能更加制度化、集权化，任职于内三院的巴克什们，身份日渐清晰，职权更加明确。
　　皇太极还经常与巴克什谈及一些私密话，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在因大军克敌而率领群臣祭天之后，梦到其父努尔哈赤令四人捧玉玺授与自己。
　　次日便召巴克什文程、希福、刚林等＂以梦告之＂。他们听后回奏称：＂太祖授皇上玉玺，此天子之宝，一统之符。乃上帝授皇上以抚有中外之明徵也。＂
　　此举无疑是将自己谋取中原的意图借梦境之名透露给身边的巴克什，并隐晦地征询他们的意见。而巴克什们的回奏则无疑肯定了皇太极一统中外的深谋远略，更以＂上帝授皇上以抚有中外之明徵＂的名义，为其入主中原的谋划做宣传。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巴克什为内兴皇权、外定国政所起的作用。巴克什群体与清入关前的外交
　　清代史料中，最早关于巴克什的记载出现在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交涉过程之中，而在较早一批得到巴克什赐号的文臣如库尔缠、希福、达海等人的相关记载里，出使蒙古、明朝、朝鲜等地的记录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应当是在明末女真部落鳞次栉比、各自为政的外部因素，以及蒙古文、汉文在女真部落中广泛使用的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一种历史必然。
　　在这种历史必然下，能够读写蒙古文、汉文的人也就承担起了传递信息的重要职责。考察努尔哈赤时代的女真社会，部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不断调整、加强部落间、民族间关系的过程，对外交往更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后金建立之初，一度处于西有蒙古诸部、南有明朝、东有朝鲜等强大势力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后金政权的未来发展。
　　而承担联络各部职责的使者，正是巴克什群体。他们又因自身才能的不同而在分工上略有侧重，如达海九岁，即通满汉两种文字，＂凡与明朝及蒙古、朝鲜词名，悉出其手＂。
　　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及蒙古地，具能以其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
　　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巴克什们频繁奔波于草原之上，为实现后金（清）政权与东部蒙古结盟，共同对付明朝的战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后金内部的团结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明朝末年，东部蒙古主要有科尔沁蒙古、喀尔喀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三个部落。其中科尔沁蒙古地处开原边外，其南与叶赫部相邻，因此与海西女真有着密切的来往，在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的战争中曾经几次出兵协助海西女真。
　　喀尔喀五部，位于科尔沁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之间，与科尔沁蒙古一样臣服于察哈尔蒙古。察哈尔蒙古是成吉思汗的正宗，因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曾被推举为大元可汗，故察哈尔部的首领、达延汗长子博迪的后裔皆号称蒙古共主。
　　后金政权兴起后，明朝一改＂藉女真制北虏＂的政策，与察哈尔蒙古的林丹汗缔结了共同钳制女真的盟约，而蒙古也不希望女真强大以威胁自己的利益，因此努尔哈赤若想顺利实现自己统一女真、问鼎辽东的目的，必须首先处理好与蒙古的关系。
　　明洪武元年，明朝与朝鲜正式确立了宗藩关系，朝鲜成为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持有强烈的＂华夷观＂，一直视女真为＂夷狄＂，对女真人充满鄙视和仇恨。
　　因此在明朝与女真人的斗争中，曾经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多次出兵参与明朝发动的针对女真的战争。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与明朝对后金（清）形成夹击之势，因此处理好与朝鲜问题也是后金（清）政权的当务之急。
　　努尔哈赤曾尝试主动与朝鲜交好，朝鲜壬辰倭乱期间，还主动要求带兵协助朝鲜抗倭，但被朝鲜婉言谢绝。在这一过程中，精通汉文的巴克什们承担着处理交涉事宜的职责。
　　皇太极即位后，为摆脱朝鲜和明朝的夹击态势，先后两次用兵朝鲜，分别与之签订＂兄弟之盟＂和＂父子之盟＂，彻底征服朝鲜，为征明剪除后顾之忧。
　　朝鲜臣服后相应的带来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外交问题，都需要巴克什们的审查处置。崇德五年至七年间，巴克什希福、罗硕、刚林等人又奉命审理朝鲜官员暗通明朝的＂横议大臣＂案件，为清理朝鲜国内亲明势力，确立与巩固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秩序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巴克什经常到世子馆宣传宣皇帝旨意或办理相关外交事务，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巴克什的军事功勋
　　满族以武功定天下，巴克什群体虽然是最早从武职中分离出来的文臣，却仍不失尚武的旧俗。他们虽以＂文学侍从＂于汗（皇帝）的左右，但仍需军功来作为晋级的阶梯。
　　考察巴克什群体的军事生涯，大略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临阵指挥，二是随军招抚，三是驻守城池。在战争中，巴克什需要凭借自身的武职身份奉命率军完成各种作战任务，与普通武职官员一样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
　　天聪元年（1627）正月，皇太极为缓解西进的后顾之忧，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统大军往征朝鲜＂，三月初三，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双方正式议定＂平壤之盟＂。
　　结盟后，率军的诸贝勒们决定派遣负责此次结盟相关事务的巴克什库尔勒携带奏章返回沈阳，向皇太极做详细的汇报。朝鲜外臣由于不知道两国已经缔结盟约，仍在各地组织武装反抗。
　　而希福巴克什也有过类似的不凡经历。天聪二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时希福正奉使在科尔沁，他不顾科尔沁台吉的再三劝阻，立下＂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的决心，带领四人于重围之中经两夜才抵达后金的大营。
　　回到营地的希福并没有休息，为抢占先机，皇太极＂其夜即令率八人调科尔沁兵＂，在突破察哈尔防线的过程中遇到敌人的屯寨，斩杀敌壮丁三十余人。
　　与一般的武将有所不同的是，巴克什们随军出征时还常以自身的语言特长，临阵做交流、招抚、宣布汗谕等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克什们在地方的经营似乎也是对如何处理满汉关系的一种演练，其中薙发、＂分城内屋宇，令满汉兵各居其半＂等举措，也为日后有清一代满汉关系政策的确立做了相应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