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如何长成一代名导

　　1982年11月，上海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专业艺术书店，据时任上海徐汇区新华书店副经理的钱永林回忆，书店开业当天，＂四开间的门面里面都是人，（大家）排队进，好像参观展览会一样＂。那天天气很冷，但钱永林穿的毛线衣却湿透了，不仅如此，拥挤的人群还挤碎了八只玻璃柜台。
　　那是一个拿本弗洛伊德去追女生，都会让女生愿意多说几句话的年代。如今回首往事，张艺谋自己也很感慨，他用＂热血沸腾＂来形容八十年代：＂全民的求知欲（都很强），改革开放刚开始，想看世界，想了解世界，反过来了解自己。看影展、看美展和挤地铁一样，前胸贴着后背，全民在谈文化。哪像今天，都在谈票房。＂
　　正是在艺术书店诞生的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153名学生结束了在校的学习，这些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入到高校学习电影知识的年轻人们，开始陆续走入工作岗位。而在当时，或许不会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他们手中拉开序幕。
　　出身不好的张艺谋，是同届同学里＂最倒霉＂的人之一。毕业后，来自影视世家的田壮壮等人先后被分配到了北影厂等大厂，但他却被＂发配＂到偏远的广西厂。出发去广西前，和他一起的何群还抱怨到：＂没上大学还住在北京，上完大学倒充军十万八千里之外，一不小心就到了越南。＂
　　但就是在这个老少边山穷地区，33岁的张艺谋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机会。1983年5月，西影厂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拍摄《一个和八个》，张艺谋担任摄影。大学刚一毕业就独立拍片，这在中国影史上还是头一次。
　　尽管这部饱含意识流气质的《一个和八个》，在审查时被扣上了＂精神污染＂的帽子，遭到了许多老导演的批判，但影片最终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认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将其称之为＂公认的第五代开山之作＂，而张黎在若干年后，依然兴奋地称赞这部电影＂开创了一个时代＂。
　　《一个和八个》在镜头运用上的创新与突破，令张艺谋在业内大放异彩。一年后，广西厂老厂长韦必达又高薪挖来了陈凯歌，让他和张艺谋搭伙拍摄《黄土地》，这部影片则让张艺谋彻底名声大噪，为他赢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等海内外大奖。
　　不过，也正是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陈凯歌看到了张艺谋的＂野心＂：绝对不甘于只是当一名摄影师。拍摄间隙，他曾在黄土高原上对张艺谋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陈凯歌不是唯一察觉到张艺谋野心的人。拍摄《黄土地》期间，陈张曾到陕西取景，结果遇到一些经费上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时任西安电影厂厂长吴天明。吴天明二话没说，给了他们2000块，还顺带着解决了其吃住、用车等一大堆拍摄中遇到的问题。
　　这位时年44岁的年轻厂长，彼时正在西影厂内进行一场大胆地改革：年轻化干部队伍、提拔年轻的创作人、和中影集团签订票房分成协议并自负盈亏……《黄土地》完成后不久，张艺谋和陈凯歌就被吴天明借调到了西影厂，在那里，张艺谋被吴天明破格提拔为了导演。
　　《黄土地》修复剧照
　　在吴天明的支持下，张艺谋于1988年开始拍摄一部原名叫《九九青杀口》的电影，吴天明甚至还塞给他三万元，让他去种电影里所需要的高粱地。这部电影拍得很苦，顶着巨大成本压力的张艺谋，在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后，把自己的拍戏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当地的黄土里，并发誓，如果这部电影没成，他从此就再也不走电影这条路了。
　　张艺谋成了。
　　或许就连看好张艺谋的吴天明也没曾想过，当初花三万块种下的那片高粱地，最后居然长成了《红高粱》，而一位名享世界的中国电影大师，也就此诞生了。这部影片对红色色调的大量运用，不仅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将压抑环境下，小人物内心的内心的欲望和抗争凸显了出来——而这些元素，也奠定了张艺谋最为人所熟知的影像与叙事风格。
　　《红高粱》剧照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获奖的那天，张艺谋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最终，《红高粱》一共拿下了11个海内外大奖，自那之后张艺谋进入到了拿奖拿到手软的时代，此后十多年间里，他接连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影片，屡屡斩获各种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
　　除了国际上的认可，张艺谋作品在国内的反响也一度十分热烈。《红高粱》作为首部尝试和中影进行分账的影片，在电影票价只有几毛钱的年代，给西影厂带去了400万收入；故事原作者莫言还曾回忆到：＂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
　　不过，张艺谋的成功，也让一些老派的创作者们感到十分愤怒，时常有人写信给中央，抨击这些影片是＂毒草＂、张艺谋等人在国际上丑化中国。这些攻击虽然在当时得到了部分人响应，但也激起了诸多文艺界人士和观众的不满，包括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作家白桦在内，不少人开始写文反击，力挺《红高粱》。
　　＂最可爱的，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艺术＂——这是张艺谋对于那样一个年代，另一大真切的感受。面对这样的观影热情和文艺创作思潮，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同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中国电影正被票房绑架
　　张艺谋在创作上的顺风顺水，在1994年戛然而止。
　　1994年，《活着》拍摄完成。这部影片在当年为其斩获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4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而今在豆瓣上也拥有9.1分的高分，是迄今为止，许多海内外观众心中，张艺谋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活着》美国，日本，韩国海报
　　但就是在这创作的巅峰期，张艺谋却遭受了当头一棒：因为审查，当年《活着》并没能在国内顺利上映，成为了张艺谋职业生涯中唯一一部禁片，他本人还遭到两年内禁止与海外投资方合作的惩罚。自那之后，张艺谋在自我表达上开始学会了＂收敛＂，他坦言：＂其实当年我已经知道，要撞墙了。其实可能恰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这个时代变了，我们渐渐步入了另外的十年。＂
　　＂时代变了＂。但如果从历史的高点回望，这一年对张艺谋命运影响最大的，或者说再次推动时代变革的，或许不是《活着》的被禁，而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活着》剧照
　　1994年，海外大片引进政策实行，好莱坞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入中国。过去只能接触到国产文艺片、剧情片的观众，观影热情一下被点燃了，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地区原本十分冷清的电影院，门口居然排起了购票长队。
　　虽然仍有保守派对于进口大片的进入提出反对和批评，但《亡命天涯》还是在争议声中卖到了2500万，排名当年第一；到了1995年，《真实的谎言》《虎胆龙威3》等大片陆续上映，当年进口片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比重达到了80%；而1996年，年度票房前十的电影里，只有《孔繁森》一部内地电影，国产影片几乎没了生存空间。
　　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和张艺谋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冯小刚，率先做出了改变。在《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三部作品接连因审查被毙掉之后，冯小刚收起了自我表达欲，做起了商业片。1997年，喜剧片《甲方乙方》大卖了3600万，成为年度黑马的同时，也打响了＂冯氏喜剧＂的招牌。
　　1998年~2001年间，冯小刚共有4部电影上映，其中三部拿下年度国产片冠军，总票房累计超过1.5亿。但同一时间内，张艺谋却遭遇了票房上的低谷期，2000年上映的《幸福时光》，只卖了500万，为此新浪网和《北京晚报》还特地搞了项网络调查：张艺谋是否已经江郎才尽？南方系的一位记者甚至写到：＂你以为现在还是八十年代，什么破技术，什么破思想都能糊弄观众？＂
　　张艺谋江郎才尽了吗？《幸福时光》后，已经50岁的张艺谋，通过安乐的老板江志强和海外投资商搭上了线，斥资3000万美元（在当年约2.5亿元）拍摄了《英雄》，开始了他的转变。
　　这部影片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张艺谋在＂美化秦始皇＂，尤其是影片结尾对于秦始皇和长城的介绍。后来张艺谋解释，是主演李连杰提出，外国观众可能对长城的作用有误解，需要有所介绍，他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此外，影片原本拍摄了另一个结尾，但因国外投资方觉得太复杂、观众看不懂，而被剪掉了。尽管很无奈，可张艺谋心里很清楚：＂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
　　事实也证明，＂妥协和调整＂是有好处的。《英雄》上映后，在全年总票房只有9亿元的2002年，拉动了1100万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总共斩获2.5亿票房（全球票房1.77亿美元），比《指环王：护戒使者》《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星战前传2》《蜘蛛侠》《碟中谍2》5部好莱坞大片当年在中国的票房总和还高。日后央视的一项调查显示，《英雄》的观众中，有八成已经多年没有进入过电影院。
　　靠着一部《英雄》，张艺谋几乎以一己之力，让中国电影进入了商业大片时代。
　　那之后的十年里，张艺谋和冯小刚，就好像是中国电影市场的AB两面，前者拍着民族的、华丽的＂大片＂，后者打造着群众的、市井的＂小片＂。但无论题材、内容如何，这二人都是绝对的票房保障。自2001年起，直到2011年，双方一共9次成为内地影片（不包括港片）的票房榜冠军，而其余的两个冠军，一次归属了陈凯歌的《无极》，另一次则是《建国大业》。新世纪的前十年里，第五代们仍旧是主角。
　　顺应商业潮流，听上去十分容易，但做起来并不轻松，这意味着这些原本具有批评精神或者独特想法的创作者，必须放弃很多自我表达的欲望，做出妥协。
　　以贾樟柯、娄烨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代表性创作者，由于过于重视自我的表达，故而长期受制于审查或者受众接受度，使其一直与主流的电影商业体系无缘。直到今天，贾樟柯投资额度超过8000万的《江湖儿女》，还被许多观众批评＂形式大于内容＂、＂故事太过于简单＂或是＂不知道电影想表达什么＂。
　　相比之下，很多第五代导演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票房上的成功，恰是因为他们更懂得妥协。
　　筹备《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制片人张伟平在剧本就要完工之际，要求张艺谋增加周杰伦饰演的二皇子以增加卖点，进而导致原本选定好的小皇子黄轩被迫换掉，整个故事架构也完全被打乱重改；拍《三枪拍案惊奇》时，张伟平又要求加入因春晚走红的小沈阳，为了给他搭戏，整个班底也几乎换成了赵家班，结果一部＂中国版《血迷宫》＂被拍成了影迷口中的＂春晚小品＂；《金陵十三钗》里，张艺谋则被迫补拍了倪妮和贝尔的床戏……
　　冯小刚亦是如此。2012年，他将酝酿了十余年的《一九四二》搬上了大银幕，可这部成本高达2亿的作品只卖了3.7亿。受此影响，当年华谊净利润仅有2.44亿元，同比增长20.47%，是公司上市四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冯小刚心里头过意不去，便拍了豆瓣评分5.6的《私人订制》。这部影片在2013年大卖7.1亿，排名当年第四，冯小刚坦言，就是＂为了拍一部能让华谊赚到钱的电影＂。
　　《一九四二》失败后，冯小刚经常找张国立喝酒，好几次喝着喝着就会哭起来。张国立当时的一句感慨，或许能道出当时许多导演所面临的窘境：＂（《一九四二》）如果十九年前拍或者十九年后拍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这个时代要笑声，不要磨难，大家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但第五代导演们的转型，虽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却也遭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排斥，其中就包括被誉为＂第五代教父＂的吴天明。吴天明去世前，张艺谋曾和他有过一次谈话：＂我们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但他就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那个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我后来的作品）。＂
　　年轻时的张艺谋和吴天明
　　后来，在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上，导演郑洞天曾说到：＂他（吴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
　　＂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我们拍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片子，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除了有情怀，也需要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去占领这个阵地。＂张艺谋自己也承认，自2002年开始拍《英雄》以来，他就一直在被票房所牵扯着，而这种牵扯又是他必须去面对的。
　　故而在大时代前，纵使是被人们称作＂国师＂的他，也显得有些渺小：＂比如说我就拍《活着》，其它啥也不拍，这个类型的我一直拍到今天，也就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