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365天，除了生病他一天也没休息过，他叫父亲

　　父亲像一棵悬崖边上的树，挣扎一生，却总无法达到生活的顶峰。
　　父亲的挣扎始于60年。那年，父亲的父亲在全国性的大饥荒中荒草一样横尸路边。8岁的父亲一声不吭地提着砍刀放倒一坡的旱芦苇。那时旱芦苇的收购价是50斤4分钱。父亲就这样用一把刀支撑起一家的柴米油盐。然而父亲的母亲并不满意，那个丈夫死后便病痛缠身的女人地主婆一样地要求她的儿女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诸如打柴、纺线之类的任务，否则便罚以饥饿或巴掌。父亲在自己娶妻生子之后，便承接来自他母亲的暴躁的品格。
　　16岁的父亲曾尝试着走出家门，那时，一个离村子一60里余地的地方正修建水电站，只有高小文化的父亲凭＂红四类＂的出身在那谋了个会计的职务。但是，三个月后，父亲不得不回到他的小茅房里照看他那病痛的母亲。父亲一向是个孝子。
　　父亲19岁时曾参加过民兵，并且曾一度爬升到排长的位置。可惜父亲在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因为立场不明，被缴了械。父亲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小茅屋里。
　　可幸的是，父亲在恋爱的年龄竟一帆风顺。有关父亲的爱情，至今我仍然无法给自己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我的母亲出身小知识分子之家，算得上半个小家碧玉。一穷二白身居茅屋的父亲虽与母亲同村却绝非青梅竹马。然而母亲却义无反顾地钻进了父亲的茅屋。时年父亲24。
　　在母亲灰黄而粘满补钉的蚊帐里，父亲劳动的收获是两儿一女。
　　母亲的入室让父亲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看到了无限的光明与希望。25岁的父亲确实也曾前程灿烂。那年，市建筑队到村里招工，父亲凭借其扎实的砌砖功底在乡人的一片红眼中被编入唯一一个招工名额中。正当父亲在市建筑队欲大展身手时，队长却以村里缺少会计为由将父亲从市里拉了回来。这样，离开村子仅一年的父亲只得打道回府。父亲的理想从此幻灭。父亲后来得知，他当初被选中其实不是因为他功底扎实而是队长想夺他的那份工分。至于又将他要了回来，是因为害怕他日后飞黄腾达。
　　父亲没说什么，低头干活，并从此患下惧官的毛病。只要是官，父亲见着。总毕恭毕兢的。
　　父亲的沉默直至80年代中期才得以打破。那阵子，乡村公路上，一种载客的三轮车刚刚兴起。父亲死寂多年的双眼豁然一亮，躁动了。犹豫一番之后，父亲用栏里仅有的两头猪并全部的积蓄买了辆二手车。二年后，父亲腰包里的人民币已经够买一套全新的碾米机了。恰好父亲在一次跑车时翻了车，于是便转行到辗米行了。那时父亲同时还承包着粮站的面条加工厂。
　　然而父亲始终小心翼翼，一有政策的风吹草动便脸色铁青。父亲对那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运动一直心有余悸，尽管他乃堂堂＂红四类＂出身。所以，尽管繁忙，春种秋收，父亲从不放弃他那几亩地，以确证自己贫农的身份。
　　我却一直梦想着父亲有朝一日能积下百万家资。但父亲不愿做大。父亲只做自己的老板。即使在兼开辗米行与面条加工厂的日子，帮工的也仅限于家庭成员或者亲属。对＂走资派＂的清理，父亲始终刻骨铭心。上层的政策，父亲是不敢轻信的。高中时的我在学了几天＂思想政治＂课后，曾嘲笑过父亲对＂政策＂的顽固不化的观点。父亲狂恕，大骂：＂你懂什么？＂这个承接了他母亲暴躁品格的男人从不允许子女们＂以下犯上＂，这个家庭也因此沉闷至极。
　　然而父亲的语气终究底气不足。
　　这主要是来自母亲开始的抱怨。坚守了多年清贫生活的母亲在别人的洋房雨后春笋般立起的事实面前，终于揪心了。女人的虚荣使她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男人能改变家庭的形象。父亲其实早已知道自己的窝一到雨天便破伞一样的漏水。我与妹妹飞涨的学费也足以使父亲眉头紧锁。父亲原本想利用饲养肉猪发点小财的，但几场猪瘟下来使父亲一无所获。
　　父亲终于被逼上绝路。
　　我却暗自窃喜。走投无路的父亲在我的窃喜中拉起了一支乡村建筑队。对已年近47岁的父亲而言，那其实是无奈之举。然而父亲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了。
　　但是，就像悬崖边上的树，父亲无论如何是达不到人生的顶峰了。可我仍然愿意为父亲最后的挣扎祝福。如今他已经60多岁了，依然每天忙活不停，尽管他不可能还有什么发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