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雾霾天气的反思

　　两百年前，英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首都伦敦也被冠名“雾都”。今天中国也成为世界工厂，而恍然间，北京也成为了新的“雾都”。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有关雾霾天气的反思的内容，欢迎阅读!
　　两百年前，英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首都伦敦也被冠名“雾都”。今天中国也成为世界工厂，而恍然间，北京也成为了新的“雾都”。12月13日北京发布了第一个“霾”橙色预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灰色的阴沉之中，不管是天安门还是央视“大裤衩”都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无法辨识，只有独有的“北京咳”不断响起，提醒你身在何处。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整个华北都陷入一片雾霾之中。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之殇，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究竟世界工厂和环境危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富起来的中国又应该怎么处理环境问题?本报和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中心特召开蓟门决策专题论坛就此问题展开相关研讨。  　　环境治理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的环境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那么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什么含义?一般而言我们说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保。但是可持续发展并不等于现代化。
　　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前端，是输入端;而环境问题是后端，输出端。现代化的核心是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是人的生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展需要消耗资源，我们现在的穿衣、吃饭、出行问题，都要工业来生产。中国能源人均消费大约为2.7吨标准煤。美国人均11 .8吨标准煤，美国人生活水平要比我们高，这是有能源消耗为基础的。
　　有生产，有能源消耗，就有排放，就有污染。现代化经常直观解释成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是提供我们生产，城市化是满足我们需求的。法国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让任何人离高速公路超过一公里。”这就是把人口集中到城市，因为这样可以共享资源，另外污染排放也集中化了。
　　北京雾霾天气，让大家想起1952年12月的伦敦雾霾事件，确实有相同的地方。很多专家说北京发展是“摊大饼模式”。其实伦敦是“摊大饼”模式的老祖宗，从一个小码头到一个超大城市，伦敦就是“摊大饼”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摊大饼”?因为从经济学上最划算。分享的基础设施的人越多，投入产出效果最好，相应的环境问题就集中。
　　从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对污染问题的认识有五个阶段：第一，将污染看成是增长的负面影响，资源转化成产品有副作用的，这是客观事实。环境保护作为部门采取的必要措施。第二，将环境污染的治理看成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第三，将环境看成决策考虑的因素。在生产设计时考虑环境问题。第四，把环境污染作为优化经济活动的直接依据。国内现在已经提出：环境优化发展。第五，把环境作为发展的目标。前几天北京雾霾弥漫，《环球时报》的主编发微博说环境问题就是环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民生问题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关心大家的事情，不被政治家当做是重要问题，一定是不合格的政治家。
　　所以我们要形成共识，要有短期见效措施，不要为长期治理留下隐患，容不得敷衍。环境是公共产品。而好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建设出来的。所以在环境产品生产过程中，政府是怎样制定标准、制定规划、制定政策、制定法律，如何监督，这些基本原则是关键，而不是制造新的概念。2006年环境部大力推动搞环评，现在搞环境评优、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原来是拿大棒，现在是拿胡萝卜，从国外经验来看，环保主要是拿大棒，这是环保的主要功能。这个功能要强化，不能弱化。P M2 .5治理要纳入强制性指标，政府做好它该做的，全社会一起努力，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环保立法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管
　　我国对环境问题的法律对策起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其实是比较早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是1969年，而我们国家在1973年就出现了环境保护法的雏形，中国入联合国后首次参加联合国的重大活动，就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的人权环境会议，可以说我们国家环保法的起步比西方国家只慢半个身位。就立法体系而言我们的法律也是基本完备的，大气、水、海洋各个层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
　　同时我们的制度也是严格的，一是环评制度。环评制度在我国属于审批体制，必须要有环保部门的盖章，是一票否决权的。二是我国是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在环境新权领域统一的实现无过错规则的国家，不区分排放污染物是公民还是企业，不区分污染侵犯的客体是个人还是财产权，也不区分排放物是有毒有害的还是其他的，日本是有限的无过错，我们国家是整个的无过错。所以制度是严格的，体系是完备的，但为何还会出现水、空气的告急?既然立法是相对完善的，那就是执法问题、司法问题。
　　所以，当前改善环境保护的对策其实重在加强执法。其一，鉴于环保部门是污染环境防治领域统一实施的监督部门，所以其执法意愿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施行的`效果。现在地方环保部门执法的人员，执法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地方环保部门可能不是按章办事，而是按长(县长、市长)办事。环保部一位副部长在几年说到重金属污染时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表面上看是企业的问题，实际根子在地方政府。问题在于，不是个别的地方政府对于环保法的执法采取抵制态度，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地方环保部门都采用这样一种抵制态度。这种情况下，恐怕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地方政府问题，而是中央和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关系方面的配置出现问题。污染是企业造成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保护?因为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司化的倾向，地方政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管理者，而是作为一个大公司在经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经济实体。既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应该在环境法的法律框架中把它作为一个被规制的对象对待。所以在环境法当中规制的不应该只是企业，而应该规制地方政府，恰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对企业的制度设计比较完善，而对于地方政府规制这一块是缺失的。
　　对地方政府单纯的管理恐怕也是有问题的，在这个地方恐怕不仅仅要大棒，也得有胡萝卜，不是大棒胡萝卜化，这是诱导地方政府，承认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的发展有正当性，地方政府的决策是双重的，第一，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一定是中央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第二，地方政府一定是地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代表。决策为双重时，面临决策会扮演是中央在地方的利益代表，还是地方利益代表，看的是是否正当。所以我觉得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减少从上到下的命令，无条件地服从，而应该选择在政策出台时，中央给予地方一个博弈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更多注重一种契约因素。如果一个地方的环境保护做得好，可以通过财政的方式拨给你一些项目、资金，我们可以引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执法方面的经验，给地方政府一些诱导。这样的话使得地方政府不至于被逼成老鼠。现在环保法修改议论很多，我以为应该加入对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环境保护基本法或者环保法的修改定位应该作为管地方政府或者主要管地方政府的法。这也是未来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短期行动和长期治理应对环境危机
　　雾霾天气的产生，其实是环境危机事件的发生。所谓危机都是快速紧急地发生，不在我们意料之中事情，需要我们来分析其产生原因。
　　首先剖析这次空气危机的诱因，一种是外部的，一种是内部的。外部诱因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环境，发生雾霾天气的重要外因，有大气的逆温现象，冷空气在下、热空气在上，空气流动非常少的情况，这是不受人类控制。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认知的是内部诱因有哪些。比如汽车，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统计是520万辆，一般私家车每年有1.5万公里的行程，一公里会产生20微克的PM值，那么北京一年约有1500多吨汽车尾气微尘排放，这是相当大的数字。比如城市供暖，去年12月北京气温平均30年来最低，加强供暖势必就会导致PM值排放增加。
　　除此之外，公众对于环保认知的提升也使众多环境事件成为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前也会有黄沙天气、大雾天气，但那时公众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危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对于环境需求和认知不可避免地要提升。环境政策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曲线的横轴是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收入，人均收入、人均G D P。纵轴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破坏，或者环境危害的程度。这个曲线讲的是一个大家相信的道理，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不可避免。我们走过了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已经意识到工业化进程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但如果大家到江西等欠发达地区去看，当地依然把工业发展、污染置于环境之上。现在非洲，数据显示也是同样的趋势。但这个曲线有一个转折点，基本是在人均G D P达到12000美元左右时，北京现在处在这样的阶段，会产生这样一个转折，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对环境的认知会达到一个新高。这时科技的提升，会有更为严格的环境立法。以发达国家为例，比如美国、欧盟大部分国家、日本已经过了这样一个曲线，他们的环境在改善。现在的公众正在聚集在最黑转折点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所以我们会更多认识到同周围环境相关的事件，希望把环境和经济发展做一个更好的平衡。
　　对于这样一个危机怎么应对?应对可分为两部分：短期和长期。短期的应对我们叫做危机处理或者危机管理，有许多必要要素，比如说卓越的领导力，这是在危机状况中我们是否能够体现政府镇定处理问题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危机处理中政府对于信息的释放和对于信息源提供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在危机出来的过程中信息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谁掌握信息?谁发布信息?这样的信息发布是否及时，是否能够解释大家的一些困惑?
　　还有一个信息政府也应该提供给大家，即每一个公民可以为解决问题贡献怎样的力量。这次雾霾天气覆盖范围非常大，北京市有相关举措，其他地方有其他举措，比如济南市就硬性规定所有车都应该单双号限行，基本减少了一半的量，这是行政强制。也可以倡议，请大家减少出行，出行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些其他办法，如果自调室温，可以调到21度左右，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在危机管理应对的措施里，政府作为信息源的方式里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于长期环境的治理。实际是把危机推前，不是等到事情出了后才去应对，而是把危机转化成风险，风险管理。胡老师提到的环境立法，包括中央和地方、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博弈，都很重要。我补充一小点，在整个环保的执行过程中，要有广义上的政治的支持，不仅是政府重视，媒体认为它是重要的，公众认为它是重要的，学者认为它是重要的，都是有利的政治支持。还要有一个合理的、明细解决方案。从公共理论来讲，需要有一个多元化的解决方式，立法非常重要。从上到下强制执行，包括设计的指标，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规制，这是我们解决方案的一种，实际上是政府更为强制参与的解决方案。还可以建议和推广的是其他方案，比如更为市场化的方案，或者是基于市场信息化的方案。比如每天发布PM 2.5数据，定期将这种数据做详细解读，提供大量的研究信息说明。比如到底因为雾霾有多少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可以从去年同样日期阶段的死亡人数做比较，也可以和前几年类似情况下的天气死亡人数做比较，如此可以清楚说明天气造成多大的危害，形成示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