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老人马英福卢世雄

　　口述历史
　　癸巳初夏，我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治疗眼疾，因该院眼科住院床位紧张，将我安排到二院在大沙坪的分院——康泰医院。康泰医院本是甘肃省劳改局兰州医院，新修的医疗楼宽敞宁静，因住院病人少，所以和兰大二院合作，在此院设了眼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兰大二院的优势科部。我住的眼科区在六楼，视野开阔，楼北是大沙坪监狱，除了哨兵站岗巡逻的大墙，内部建筑全是新建的高楼，现代监狱已不是过去的低矮土牢了。与我同室的病友中有一位名叫马英福的老人，年纪87岁了，家住东乡族自治县赵家山乡，是五保户，住院期间由侄孙看护。他发现我是临夏口音，就和我聊上天来。在我的启发引导下，他从大沙坪监狱开始回忆了自己曲折的一生。
　　我住到这个医院，听说在大沙坪，就想在手术后一定要看看监狱。等术后去掉纱布，我到阳台向北望去，差点认不出这个地方来，见到在岗楼上站岗的哨兵和大墙，我一下子明白那就是大沙坪监狱，但大墙内全是高楼大厦，没有剩下当年的排排平房土牢。五十五年前，我在那儿坐过十年牢，熟悉监狱的情况，后来转到平凉、天水又坐了十一年牢，直到1979年才放出来。在二十一年的牢狱改造中，我参加过各种劳动，抬石头、修房子、脱泥坯、挖管道。许多比我刑轻的人反而大部分在挨饿年间死去了，还有些人情绪悲观，在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后病死了。我是重刑犯，反而没有什么想法，吃饭时使劲多吃，干活时也不惜力，有机会就到监狱球场上打篮球，晚上睡得反而很香。监管人员见我表现老实，也不怎么训斥施暴。到七九年释放时，我已经53岁了，我问释放我的人，我回到家乡，别人问起我是什么罪，该怎样回答。那人说，你没有罪，平反了。
　　我的家乡在东乡那勒寺赵家山，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我被抓兵到了马步芳军队，起初军队驻扎在和政，不久就往东走了，那时我刚二十出头，不但不识字，连说汉话也不顺畅，不知道走了哪些地方。后来在咸阳附近同彭德怀的解放军打仗（应是扶眉战役），战斗特别激烈，长官命令我们几个东乡族士兵去炸毁解放军的碉堡，刚爬到碉堡附近机枪就密集扫射过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战死了，我把军帽抛出去，趁子弹朝军帽扫射之机爬出阵地，绕了一大圈跑出去，免于一死。后来军队撤到兰州狗娃山防守，解放大军冲上来时我就举手投降，当我问把枪放在哪里时，因解放军听不懂我说的话差点一枪毙了我。兰州解放后要遣散俘虏，问我要回家还是要当解放兵，我想家中又无父母家小，回去也要挨饿，就回答要当解放兵，于是我穿起解放军军装成为四军十一师二团（应为三十二团）的战士。军队开进临夏后到各处剿匪维持治安，后来要修营房，我在红水沟口营房工地带一个班的战士脱泥坯。那时年轻身体壮实，伙食吃得好，干活十分轻快，在劳动竞赛中我们班是脱泥坯的先进班，连里经常表扬我。到1958年春，我32岁时复原回家，在我的复员证上写着这样几个字：＂马英福同志，光荣复员，在祖国需要时再次参军战斗吧！＂因在部队时学文化扫盲，我清楚记得这一行字。回家后，乡上将我安排到信用社工作，在我老哥家吃饭，几个月后娶了媳妇有了自己的家。那年四、五月青黄不接时，老百姓都缺粮吃，有次我到大队文书家办事，看到他家三个大板柜都装满麦子，三个窖里的洋芋都装到窖口，洋芋发了芽子。我劝文书说：大家都挨饿，你家却有这么多的粮食和洋芋，为啥不拿出来借给大家度荒月？文书对我说：你眼尖得很，如果你说出去我就和你没完。后来在乡上开会时我把这个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乡上的那个领导对我说，你说的情况很重要，过几天我下去和你一同去检查，如情况属实就让文书拿出粮食洋芋借给大家吃。过了几天那个乡干部通知我到文书家去检查，可是到文书家一看，板柜和窖里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乡干部就当着文书的面骂我：马英福你不能胡说八道，明明没有粮食洋芋，你偏要编谎诬陷好人。我一下子明白文书和乡干部串通好了，在我离开乡上之后那个乡干部已经暗中通知文书把粮食和洋芋转移了。就此我和文书结下了仇。
　　在快挖洋芋时，从寺里来了一帮人，打着白旗，拿着几杆枪和铁锨榔头，到我家门口把我喊出来，说现在共产党要灭教镇压东乡人，我们要起来同共产党斗争，你当过兵就到我们这支队伍中担任指挥，立即去占领乡政府。我说这事得考虑一下，他们七嘴八舌训斥我，如果你不随我们去，就从杀你开始造反。我怕他们乱棍打死我，就答应和他们一起去。那时我心中想，先跟着他们走，瞅个机会逃跑。走了一截路就听见解放军和民兵冲上来了，我乘机逃跑到一块庄稼地里趴了下来。那一帮人被解放军带走了，我还迟迟不敢回家，夜深以后悄悄回到家中，媳妇说，村里跟寺里一起去叛乱的人都被抓走了，再没有人来逼着叛乱了。在家里坐了几天后我就出去到地里干活，心想麻烦过去了。不料，有天我在地里干活时，公安上的人来把我逮捕了，五花大绑押到锁南坝。公安局审问我时，我一五一十叙述了事情经过，但公安人员根本不听我的交代，硬要说我是叛乱的指挥，并念了群众检举的材料，我从材料内容中听出是那个大队文书整的材料。幸亏我当过10年解放军战士，懂得俘虏政策，在解放初期镇反剿匪中有一条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壮胆喊叫：我要上诉！并按我认识的几个字写了上诉状。但是判决很快下来了，我被列为二十二名死刑犯之一押往临夏处刑。在押送我们死刑犯的卡车上，我已经绝望，当了十年解放军战士，没想在几个小时的突然情况下却成了叛乱头子。我在心中呼喊着，胡大呀，你怎么不救救我哩。快到折桥湾时，从后面开过来一部吉普车，叫喊＂停车！＂然后有几位公安人员下车，喊我的名字，说＂把马英福放下车！＂我以为要枪毙我了，大喊了一声冤枉。双方公安人员交换了一纸文书后，把我拉回到锁南坝看守所，当面宣布说：上级看了你的上诉书，决定延期执行。不久，给我改判20年刑送到兰州大沙坪监狱改造。我一直不服判决，但在劳改中表现良好。紧接着是三年挨饿时期，到兰州来探监的老哥说，媳妇在我判刑后改嫁饿死了。我对回家已无任何盼头，死心塌地在监狱服从改造，起码还有口粮可吃，有铺位可睡。在从兰州监狱转往平凉、天水监狱时，我也写过几次上诉状，但没有任何反应。我是当过兵的身板还硬朗，干多重的活都累不到我。在部队时我喜欢打篮球，在狱中我有机会打球，感到跑上一阵子下来很爽快。不知什么原因，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刑期到了还不释放，在21年后释放我时却说平反了。入狱时我32岁，出狱时已到53岁了。回到家后我又和老哥住在一起，随体力干些活。我想找那个大队文书讨个理，谁知他已死了。我想找出复员证再找政府，但怎么也找不见——因我被捕后媳妇改嫁，房子已倒塌了。在大哥和侄儿们的照料下我又找了一个老伴，生活逐渐安定了下来。我现在真后悔，如果当时找一个30多岁能生育的妇女，现在儿孙们也大了，生活也有个靠头。
　　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很穷，侄儿们不愿守在家里过苦日子，他们都出去打工做买卖去了。现在的政策真好，不抢不偷不贩大烟，干什么都行。几个侄儿都在兰州安了家，有的搞房地产，有的开公司，侄孙们中还有几个人出国念大学，毕业后在苏丹、巴基斯坦干事。虽然侄孙们对我们老两口照顾很多，但不可能把我们接到兰州来住，再说我们也不习惯。这几年公家的政策实在好，我们老两口是五保户，每年发的养老费、低保费、慰问金、救济款和衣物很多，每人每年有上万元，我们村里还把五个五保户老人集中住在新修的瓦房里，冬天能用煤炭生活，炕上铺有电褥子，五个人雇了一个做饭的，按时按顿能吃上热馍热饭。有病住院费全报销。去年老伴到县上医院看病，3000多元自己没掏一分钱。这次我到兰州动白内障手术，侄儿们用小车接送，据说一个眼睛的住院费六千多元，有五保证医院当场免缴800元，剩下的拿发票到县上报销，也不花自己一分钱。
　　我今年87岁了，身体还硬朗，基本上没害过什么病。这几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我以为是老的过，但侄儿们硬要坚持到医院检查一下，大夫说这是可以治好的白内障，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动手术。我只希望能看清路就行，没想到手术后能看清远处的楼有几层，近处巴掌大的东西，这就行了。
　　我问马英福：你这一生真不容易，觉得哪些事还想不通，哪些事感到满意？
　　我当了十一年兵，在马家军队一年多，在解放军十年，却没想到蹲了共产党的二十一年监狱。原来想亏得很，但出狱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到老了，虽然没有子女，但生活有保障，有吃有穿，有花的钱，得病还能不花钱治疗，也就满足了。唯一遗憾的事是我的复员证找不着了，那上面的字我还清楚记得。如果当时能碰见你这样知道我们部队情况的人，说不定能联系上部队找到档案给我证明一下，如果承认我是一名复员军人，那怕没有重新安排工作，我心里也光荣得很。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些老人的经历，有时候还在暗地指我是土匪，我感到很冤枉。
　　在我和马英福老人聊天时，他的侄儿到病房数次，问我是不是县上的干部，我说不是，他就放心评价了最近几届县上班子的影响。这说明他们虽在兰州生活搞生意，对家乡情况依然十分关心。马英福老人在告诉这些经历时都在晚上，我静静听着，他断断续续叙述着，口气中显得很平静，毫无激动愤慨或怨天尤人之意。我目睹眼前这位白胡子东乡族老人，虽然一脸沧桑，但心态那么好，感动了我的心。一名普通乡下农民，21岁起当兵，32岁起坐牢，53岁时出狱回家，幸逢阶级斗争时代过去，老年又享受＂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居有所屋＂的生活，87岁了，还时时萦怀当解放军战士的光荣历程，心理素质多么强大啊。出院时老人家很有礼节地向我告别，说这次住院能遇见你这样一个熟悉以往情况、能理解我一生经历的人，也算是缘分。
　　为防止遗忘，我出院后尽快记下上述文字。二○一三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