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孙綝时英明果决的孙休为何这么快就堕落了？

　　#头条创作挑战赛#孙綝被铲除后，孙休摆脱了傀儡的身份，东吴内政也重归安定。
　　孙休其实是个颇有能力的君主，他虽然性格谨慎小心，但该出手时绝不犹豫，铲除奸臣时的果决颇有其父孙权之风。
　　尽管如此，孙休却不是孙权那种崇尚法术的独裁暴君，他本人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
　　早年间孙休在射慈、盛冲的教导下学习。这位射慈值得一提，因为他很可能就是因劝谏被孙奋所杀的那位谢慈。
　　根据《三辅决录注》记载，刘备手下的扶风射援就来自北地谢氏的分支，一次他的先祖谢服即将领兵出征，天子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于是赐名为射咸，此后他这一支就以射为姓。而射慈也是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也被称为谢慈。
　　出身名门的射慈是一位大儒，在他的影响下，孙休也成了一个儒学气息浓厚的君主。
　　他不仅对研读儒家典籍很是热衷，而在执政风格方面对此也多有体现。孙休刚刚登基后不久就下诏表示如果一家中有三至五名男丁在官府或军队中服役，导致家中无人经营的话，就可以在父亲和长兄中任选一位留在家中且免除税赋，这明显是一大仁政。
　　在除掉孙綝夺回权力后，孙休又下了一封诏书，他提出要着力兴办教育，设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并招募官吏和将领子弟中的有志之士就学，经考核后加以任用，以此来改善社会风气。
　　第二年三月孙休再次再次下诏，要求重视农桑，减轻百姓负担，这与法家＂弱民＂的思想相悖。而且孙休提出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才因爱惜自己而降低犯罪率，这又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理念一致。
　　总之，孙休的执政理念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
　　不过尽管孙休在处理国政时充满了儒风，但这并不表示士大夫政治就能得以复兴。此时江北士人随着诸葛恪和滕胤等主要人物的死已经严重衰落，而江东士族也未在朝堂上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在防备士大夫方面，孙休和孙权一脉相承。
　　当然，孙休也不是完全不用江东士族，比如陆逊之子陆抗就被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负责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广大地区的防务，而陆凯、陆胤兄弟也分别驻兵长江中、下游。但总地来说他们还是被局限在地方，而最高军事长官大将军则仍由出身江北的武将丁奉担任。
　　然而此时宗室力量已经被一网打尽，而士大夫又没能崛起，究竟什么人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呢？
　　这便是孙休执政期间最令人诟病之事，他宠信奸佞，任人唯亲，东吴政局并未往好的趋势上发展。
　　或许是孙权的遗传吧，孙休在帝王心术方面有一定心得，他非常善于收买人心。
　　之前孙休在丹阳时，太守李衡曾多次依法对其进行制约。这位李衡便是当初弹劾吕壹的那个人，由此也能看出他刚直不阿的作风。
　　孙休继位后李衡非常恐慌，他担心遭到报复因此一度打算逃到魏国去，经其妻阻止才罢休。然而他多虑了，孙休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反而将其封为威远将军。
　　如果说对宽待李衡是为了做姿态的话，他后面的表现就无法用相同理由来解释了，他又有着不小的私心。
　　孙綝一伙倒台后，孙休立刻大肆封赏，着力培养自己的班底。除了立下首功的丁奉以外，孙休重点提拔的就是昔日自己做琅琊王时期的亲信张布和濮阳兴。早年间孙休在会稽时张布就侍奉在他身边，而孙休承继大统后自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布也成了左将军。不过当时孙綝正如日中天，张布权力有限。
　　直到孙綝伏诛，张布便取代了孙綝之弟孙恩的中军督一职，成为宫中禁军的统帅。于是张布和丁奉一内一外，孙休在他们的协助下掌握了全国兵权。
　　另一位得到孙休宠幸的近臣则是濮阳兴。濮阳兴在性质上和张布略有不同，他是在孙权时期出仕的，其仕途早期和孙休并无交集，直到担任会稽太守才和孙休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濮阳兴祖籍陈留，从成分上来讲，他应该算是出身江北的士人。不过他的父亲濮阳逸一度贫困，还曾得到陆瑁的资助，可见其家族出身较低，至少和张昭、诸葛瑾等家族无法相比，因此濮阳兴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仍是孙休藩邸旧臣的属性。
　　对于自己的亲信旧臣孙休百分百地信任，然而濮阳兴却是个奸佞之臣，这下问题就来了。
　　永安三年（260年），都尉严密修建丹杨湖田，筑浦里塘。孙休诏令百官就此事进行商议，结果众人都认为要耗费大量工时而湖田却不能保证一定修建成功。
　　而濮阳兴好大喜功，他坚持将工程继续下去，孙休也听之任之。于是濮阳兴召集众多士兵、百姓加入此项工程，结果耗费了海量的人力物力却收效甚微，兵民死的死、逃的逃，还有的逼迫自杀，百姓因此十分怨恨濮阳兴。其实以孙休轻徭薄赋的执政理念，他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肯定是不愿为之的，但他仍对濮阳兴进行放纵，这证明在孙休眼中还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最为重要。
　　如今朝中对此事反对声一片，其背后必然有江东士族们在支持，而孙休又延续了以往的政策，在政坛上对他们进行压制，因此势必要有一个人出面跟江东士族进行对抗。这样一来，濮阳兴就成了首选。如今他成了士人们眼中的公敌，只能全心全意为孙休效命。
　　这件事濮阳兴办得极差，按说他理应受到惩罚，可孙休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将其晋升为丞相，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张布和濮阳兴身居高位且相互勾结，这令举国上下颇有怨言，据《三国志》记载已经到了＂邦内失望＂的地步。
　　所谓＂邦内＂，主要指的还是江东士族的立场，平民百姓又有什么话语权呢？唯有士族因为政治空间被挤占，才会心生不满。
　　然而当时张布和濮阳兴如日中天，孙休就是他们最大的后盾，因此士族只能继续蛰伏等待机会。
　　不过张布和濮阳兴却也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他们眼下虽然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但未来的事情却不好说，因此他们对孙休身边发生的事情异常警惕。
　　由于孙休热衷儒学，他经常和韦曜、盛冲等人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这让张布很是担心。
　　这两个人都是耿直之臣，尤其是韦曜，他在之前的二宫之争中也可以算是太子党成员，再加上他本就是吴郡出身，自然和士族们走得很近。如果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该怎么办呢？就算没到这一步，一旦皇帝对他们越来越亲近，自然也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张布便在孙休面前花言巧语，试图阻止他与韦、盛二人接近。可是孙休却没有答应，而且还点明了张布的意图，说他就是担心韦曜等人说出臣下有作奸犯科等不法之事，故此不想让他们入宫。孙休的态度让张布有些慌了，他唯恐自己会失宠，于是立刻作出辩解，说他的意思其实是担心孙休热衷搞学问会耽误政事。
　　没想到孙休却说政务和学术互不干扰，而且对张布干涉他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不满。
　　当然，孙休也颇知驭下之道，毕竟是自己的亲信以后还要加以利用，因此点到为止即可。张布的心思他一清二楚，但毕竟不愿为这点小事让张布因疑虑生出二心，于是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停止了学术探讨，也不再让韦曜和盛冲等人入宫了。
　　孙休如此宠信奸佞之臣，难道说明他已经变成一名昏君了吗？
　　这当然不是，此时孙休只有二十余岁，远未到老迈昏聩的年纪。而以他登基前后既谨慎又果决的表现，丝毫没有一个昏君的样子，他没道理这么快就堕落如斯。他提拔身边的亲信小人，通过他们掌控朝政，以此对士大夫进行压制，这其实跟孙权当初重用吕壹以及扶植鲁王党没有本质区别。况且孙休的手段比孙权要柔和得多，他的尺度把握还是很不错的，远没酿成当日之祸。
　　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权当初对继承人儒家化的担忧是有些多虑了，这一点在孙休身上就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孙休一个以儒家理念治国的皇帝，而他在权力制衡方面也做得不错，丝毫没有出现孙权担心的那种沦为士大夫傀儡的局面。在防止君权旁落方面，相比起文化年龄才是最大的隐患。
　　或许孙登和孙和在做太子期间和士大夫走得近，但此一时彼一时，一旦他们登基后其心态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太子和皇帝的立场毕竟是不同的。
　　但这并不是说孙休就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他本有更好的选择。
　　有一点张布说得没错，治学并不是当务之急，孙休是皇帝而不是学者，他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政务上。
　　扳倒权臣之后，孙休本有机会励精图治，但他却任用奸佞，自己懈怠图清闲，最终错过了富国图强的机会。
　　在孙休眼中，如今国家内部的隐患基本已经消除，又营造出了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踏实下来享享清福了。
　　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外部环境却不会永远保持静止，尤其是这历经八十余年的纷乱，局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
　　这几些年吴蜀权奸当道，国势衰退，多年的平衡已被打破。
　　随着一场大战的开始，东吴的好日子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