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太子李亨为什么夺玄宗李隆基的皇位（2）

　　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的劝进，也是一种推动力。他们迎太子到灵武，就有拥立新君的意思。一到灵武，他们五次呈递奏书，恳求太子李亨称帝。他们劝进曰：＂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可见，这正是利用玄宗李隆基＂南幸蜀川＂的时机，使＂宗社神器＂归于太子李亨。
　　杜、裴等代表的是朔方、河西将官群体，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太子李亨要在灵武称帝，也是很难的。然而，这些人的支持，并不是太子李亨长期经营西北军镇地区的结果。太子李亨名义上担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实际上根本没有插手过西北军镇的事务。太子李亨跟杜、裴等人过去并无深厚的情谊，只是在＂四海分崩＂的情势下，由于彼此利益的巧合，聚集在一起了。
　　应当说，平叛讨贼，这是太子李亨即位最充足的理由。玄宗李隆基既然已经丧失平叛的信心，逃亡蜀川，那么太子李亨举起＂兴复＂大旗，也就会赢得天下士人的注目与支持。历史记载，京畿士庶＂知肃宗至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这说明＂衣冠士庶＂关注的倒不在于子继父位是否名正言顺，而是要治兵讨贼，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免＂逆贼＂地蹂躏。从这种意义上说，唐肃宗即位，是人心所向，是符合历史大潮流的。
　　但是，治兵讨贼是否一定要与即位称帝相联系呢？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认为：＂天宝之乱，大盗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时，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真得其职也！……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矣。＂宋代史家太讲究孝道了，父皇健在，太子怎么可以夺取皇位呢？！以皇太子名义讨贼，岂不是更好吗？＂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唐知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类似的谴责，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宋代以后伦理观念跟唐代有着多大差异啊。由于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三纲＂决不是绝对遵循的原则。从高祖到太宗，从高宗到武后，从睿宗到玄宗，哪里讲什么＂父子之义＂，无不＂见利而动，不顾其亲。＂因此，对于太子李亨以子夺父位，用不着拿孝与不孝来评论是非对错。
　　重要的是肃宗李亨能不能肩负起＂兴复＂大业，称职于＂治兵讨贼＂。如果真的做到了，就应当加以肯定。唐穆宗时，太常博士王彦威说：＂玄宗扫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都，此皆应天顺人，拨乱反正。＂唐朝士人的看法显然不像宋代史学家那么迂腐。
　　肃宗李亨灵武称帝那天，玄宗李隆基正逃到普安郡（今四川剑阁），遥隔千里，信息不通。肃宗李亨立即派使者赴蜀，向＂上皇天帝＂报告。玄宗李隆基抵达成都后的第十四天，灵武使者也到了。史书记载，玄宗李隆基得知此事，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把肃宗李亨即位说成是＂应天顺人＂，还算是明智的。玄宗李隆基深知唐初以来夺位政变的一系列史实，绝对不必挥舞＂三纲＂大棒，打向不＂忠＂不＂孝＂的儿子。
　　过了四天，至德元年八月十六日（丁酉），玄宗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其实，太子李亨早已即皇帝位为肃宗李亨了，何必你＂上皇＂再来一个＂命＂呢。这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挽留一些面子吧。诏书声称：＂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宜令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且天下兵权，宜制在中夏，朕据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后奏朕知。待克复上京，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天下用兵集中于中原包括关中，玄宗李隆基偏安巴蜀，＂应卒则难＂，也就丧失了把握全局的主导地位。这是他不得不退位的重要原因。相反，太子李亨既然留了下来，以＂治兵讨贼＂为首要任务，也就夺取了军事斗争的指挥权。这是肃宗李亨即位的必要条件。其二，玄宗李隆基虽然自称＂太上皇＂，改制敕为诰，但还是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声称天下军权先由肃宗李亨处分，然后报告他。只有克复长安后，太上皇才不干预军国大事。
　　玄宗李隆基逊位是迫不得已的，＂岂其志哉＂！先是太子即位，后是皇帝传位，这种继统法的倒置是在唐朝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事。玄宗李隆基作为太上皇，虽然声称＂四海军权＂还得向他报告，但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采取不插手的方针，军国大政一概由肃宗李亨及其臣僚们独立处置。这是极其明智的，避免了父子关系的恶化，避免了皇室内部夺位的斗争，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平叛斗争的进行。此中原因也可能跟分居两地有关，太上皇据巴蜀，自然难以顾及朔方灵武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