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华考试出上联孙行者，多数人交白卷，仅一人得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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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的夏天，一直在文学界负有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诘难。
　　原因竟是陈寅恪，给这年的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出了一道让众人抓耳挠腮的国文题，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子。
　　北平《世界日报》甚至专门在报纸上，开设了一个读者论坛专区。就连当时的风云人物胡适，也出来在演讲中指责陈寅恪：
　　＂在学生的考试中，用这种‘下流’的东西。＂
　　为此，正在修养的陈寅恪不得不从北戴河回来，接受了来自《世界日报》的采访，向全社会公开解释自己出这道试题的用意。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对这道对联题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产生了好奇。
　　国学大师陈寅恪，为何会选择出一道如此有争议的考试题？又是哪位考生在这样一道争议颇多的题目中脱颖而出呢？他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文章，来一探究竟吧。引起众怒的考试题目
　　1932年的夏天，正在家中收拾行李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因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断了他准备去北戴河修养的计划。
　　这个人，就是暂代清华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先生。
　　去年的这个时间，朱自清先生因为正值休假，便准备到英国游学一年，于是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便落到了刘文典的身上。
　　刘文典
　　可这个时候，刘文典来找准备休养的陈寅恪，又有什么事情呢？
　　没打任何招呼，刘文典便急匆匆地走到陈寅恪的房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鹤寿（陈老的字），这次你可得帮我这个忙，不帮你可不许走。＂
　　陈寅恪询问了一番，这才明白过来，暑假一过马上就会有新生来报到，刘文典此行，原来是想让自己帮忙出几道国文题目，用来检测这群清华的新生。
　　陈寅恪想了想，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便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当时，他先后给清华的入学新生、二三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都准备了不同的试题。
　　但由于他马上就要启程前往北戴河了，所以出题最好还是从自己擅长的着手，而作为国学大师的他，最擅长的便是＂对对子＂。
　　除此之外，陈寅恪也确实想借此试题，考一考这群入学清华的新生国学功底。
　　于是，他便给入学的新生出了两道，在他看来比较常规的国文试题，第一道是作文题，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
　　第二道是对对子，有两问分别是＂孙行者＂和＂少小离家老大回＂。
　　然而，让陈寅恪绝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其中的一道＂对对子＂试题，让生性喜静、深居简出的他，不得不站出来在报纸上公开回应。
　　不久后，清华大学迎来了新一批的学生。这群学生大多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西方文化充满着憧憬与好奇，他们作为中国非常优秀的一批学生，期待着在清华的第一场考试。
　　1932年7月30日的上午8点左右，近千名的一年级新生，踌躇满志地踏入考场，但是当考试试卷发到自己手中时，他们却一个个的傻了眼。
　　图源网络
　　两道普通的国文题，第一道考作文，游览过清华园的可以写自己的感受，未曾游览过的，可以写自己的想象。
　　第二道＂对对子＂，试卷给出上联，考生根据平仄虚实的要求完成下联。
　　第一道倒是还好，但这第二道的对子题，却难倒了一大批的学生。
　　以＂孙行者＂为上联，给出下联，题目只有短短三个字，却让一半多的学生交了白卷。
　　还有一部分学生答得不伦不类，只想着向有＂孙行者＂的著作中靠，所以答出了＂唐三藏＂、＂猪八戒＂这样啼笑皆非的答案。
　　考试一结束，大部分考生开始叫苦不迭，没多久这套试题便传到了学校以外，一时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
　　清华作为全中国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新生考试居然用＂对对子＂做题目，这难道不是＂开倒车＂、退步落后、食古不化吗？
　　与此同时，判卷的陈寅恪也觉得不可思议，一道常规的＂对对子＂，＂孙行者＂三个字，居然一大部分学生都答不上来，一小部分胡编乱造。
　　作为十分推崇国学的陈寅恪来说，每翻开一张新的试卷，他的心就沉痛了几分，悲哀之意也涌上心头。
　　正当他在心里哀叹国学困境时，终于眼前一亮，发现了一个让他极为满意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甚至比他之前预想的参考答案都更完美一些，陈寅恪看到这个答卷人的名字，内心多了几分对他的赞赏。
　　不久后，这次清华入学考试的名单公布出来了，更是将原本就争议不断地＂对对子＂题目，再次掀起又一个高潮。
　　近千名新生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最终竟然只录取了342名学生，要知道在当时，清华入学考试的报名费就有5块钱，可以抵普通人半个月的饭钱了。
　　所以敢报名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学习成果很有自信的学生，但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彻底坐不住了。
　　一时间，在《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专区上，整日都能看到批评陈寅恪和清华的文章。
　　有一个署名丁零的作者，批评陈寅恪：
　　＂实在太难为学生，先生自己都没办法进行评判。＂
　　另一个署名振凯的作者批判更过，通篇以＂小子＂自称，大批特批清华的自负和小资、＂一个漂亮的麻不不仁的游清华园题目＂、＂伟大的大学，伟大的自负＂、＂小子不敢高攀这个学校＂。
　　就连胡适都曾在暑期演讲会上，暗讽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国文，难道不应该按照教育部标准进行吗？教育部要求白话文，出题者却置之不理。
　　舆论愈演愈烈，为了防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陈寅恪不得不亲自站出来，接受《世界日报》的采访，说明了自己的出题用意。
　　记者在了解之后，报道出＂孙行者＂试题的最佳答案为，＂胡适之＂。
　　那么，这个＂胡适之＂到底妙在哪里？陈寅恪又为什么宁愿接受诘难，也不愿放弃＂对对子＂呢？陈寅恪的用心良苦
　　陈寅恪出生于光绪年间的湖南长沙，他的祖父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一年任湖南巡抚 。
　　洋务运动期间，在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迅速从一个闭塞省会，演变为开矿建厂的先进地方。
　　但就在陈寅恪8岁时，陈宝箴和儿子陈三立却因为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清政府永久革职。在这种情况下，陈家一家人只能回到老家江西。
　　陈三立回到老家之后，不在从官，反而在家里办起了学堂，聘请了包括周大烈在内的许多国学大师前来上课，陈寅恪也在这里学习。
　　陈三立
　　同时，陈三立还是非常支持新政的，他在自己创办的这所学堂支持现代化教育。所以除了四书五经之外，陈寅恪还能学到绘画、英语等许多新兴课程。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陈寅恪自小便展现出了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对于东西洋文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但正是由于自己变法被黜，陈三立早已看清了朝廷的腐败不堪，所以他从来不请求儿子陈寅恪要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相反的，陈三立更支持孩子出国留学。
　　所以，在陈寅恪12岁那年，父亲陈三立便把陈寅恪和他的哥哥送到了日本学习，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先进的西方文化。
　　3年后也就是1905年，陈寅恪因为脚伤不得已回到上海，在上海复旦公学继续求学，他由此熟练掌握了法语和德语两门语言。
　　5年之后，陈寅恪再次踏上了前往海外的邮轮，这一次他在海外辗转游学15年，先后到过德国、瑞士等好几个国家，掌握了十几种语言。
　　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两年多时间里，陈寅恪掌握了晦涩难懂的梵文和巴利文，同时也结识了两位国学大师——吴宓、汤用彤，他们三人因为成绩极为优秀，被称誉为＂哈佛三杰＂。
　　陈寅恪两年多便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得很好，决定不日便启程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
　　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在哈佛的老师和同学的劝阻，让他再耐心等待半年，等拿到学位之后再去德国，因为一旦陈寅恪贸然离开，是没有办法拿到学位的。
　　陈寅恪并没有听从，他向自己的朋友们解释到：
　　＂留学就是为了学习知识，既然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学位而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于是，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陈寅恪便毅然决然前往德国，继续学习了。
　　实际上，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从来都是学到知识就离开，不会在虚名上耗费时间。
　　所以十几年来，尽管陈寅恪的学习足迹遍布十几个著名学府，但他从来没拿到过一个学位。或许在真正的大师面前，学位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跑到德国继续学习，攻读的却是东方古文字学 。
　　在一个西方国家学习东方的学问，这和国内革旧习新的学习风气完全不同，最开始也让陈寅恪感觉十分惊讶。
　　但渐渐地，陈寅恪才认识到，和国家地位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很多国外的学者甚至会潜心研究几十年，只为了学习这千年积蓄下来的深厚文化的皮毛。
　　在德国这几年的求学经历，让陈寅恪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于中国学术，绝对不应该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即＂吸收外来之学说，不忘民族之地位＂。
　　1925年，陈寅恪学成归国。恰逢当时，清华大学做出了一件与时兴相悖的大事——设立国学研究院＂ ，成立目的就是为中国培养国学人才。
　　这看上去，似乎与当时国内学习西方的风潮大相径庭，实则不然，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并不是现在享誉中外的教育殿堂，只是政府成立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
　　1908年，美国将侵华战争中清政府赔偿的部分钱款退还给了，要求清廷用来发展教育，建设一所精英大学。
　　同时，因为美国是资金提供方，所以在无形之中，可以对清华的办学和治理发挥影响。
　　所以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生本来就是要在吸收西学之后，加以建设自己的文化，创办国学院也无可厚非。
　　同年，陈寅恪被邀请到清华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与他同一职位的另外三人全都是响当当的国学大人物。
　　一位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形式的王国维，另一位则是陈寅恪的哈佛校友赵元任。
　　当时，国内经过几场新文学相关的运动的涤荡，旧学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主张新式学风的学者大多都是留过洋的，他们急于清除传统对国人的影响。
　　而从国外留学归来，又强调国学文法重要性的陈寅恪，显然便成了一个＂异类＂。
　　早在1920年1月，教育部就曾下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运用语体文（即白话文）。＂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都改成了白话文。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的风波还未过去，日军又进攻了上海、侵占了东北。
　　当时的政府紧急召开国难会议，陈寅恪在内的五个清华教授亲自列名，这次甚为激烈的国难，让一向心绪宁静的陈寅恪都无法再冷静下来。
　　作为一个文弱的书生，他没办法到前线扛枪作战，亡国灭种的威胁就在眼前，可陈寅恪似乎根本做不了什么，但他并不甘心。
　　那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一直强调＂学问独立＂。
　　这种想法成为了时兴的潮流，陈寅恪心中清楚，这在提示着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无声地消逝。
　　在亡国危险迫近的眼前，国性却在被无形中改写，这是陈寅恪不能接受的事情，他想着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最好的着手点便是清华这个地方，清华学子作为中国人中最优秀的那一批，陈寅恪期待着清华学子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中国的学术独立已经蓄势待发了。
　　刘文典
　　恰好，刘文典给了陈寅恪这样一个机会——给入学新生命题。就这样，一向退居之外的陈寅恪，坚定地走上了这次的风口浪尖上。最满意的答案
　　在陈寅恪看来，国文考试考的就是学生对中国文字特点的认识，和对国文知识的储备。
　　而＂对对子＂，才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一种方法。
　　在1932年清华这场入学考试中，所出的对子一考词类，二考四声，三考阅读，四考思想。
　　在收到答卷之前，陈寅恪就自定了两个答案：＂祖冲之＂和＂王引之＂。
　　但当他看到＂胡适之＂这个答案后，却突然意识到，另外两个答案也不过如此。
　　那为什么会说下联为＂胡适之＂，才是最完美的答案呢？我们可以从陈寅恪要求的四个标准上来分析。
　　第一点是关于词类。它的意思是说，对子的各个字词之间，必须是同样词性的词，比如动词对动词、虚字对虚字等。
　　＂孙＂作为姓氏，与＂胡＂对应刚好；＂行＂作为动词，可以与取到达之义的＂适＂对应；＂者＂作为虚字，正好和＂之＂相对应。
　　从这一层面上看，＂祖冲之＂和＂王引之＂也可以对应，说明词类并不是区分的关键点。
　　第二点是关于四声。＂孙行者＂的四声为平平仄，所以下联的四声应该是仄仄平。
　　根据第一字可平可仄的规律，＂胡适之＂和＂王引之＂都是平仄平，是符合的，＂祖冲之＂是仄平平，并不符合。
　　到此，＂祖冲之＂这个答案就被排除，只剩下＂胡适之＂和＂王引之＂。
　　第三点就是关于阅读，考察的是学生的诗书词文，了解古今中外的学者及著作。在这一点上，＂王引之＂和＂胡适之＂都很合适。
　　王引之作为清代著名学者，胡适之是当时最时髦的风云人物，都符合对学生阅读的要求。
　　最后一点是思想，也就是说对子不仅要符合字面上的虚实平仄，在内涵上也必须对工，同时还要有＂言外之意＂的思想境界。
　　在这一点上，＂王引之＂远远不如＂胡适之＂更加巧妙。
　　首先， ＂行＂和＂适＂在内涵上就相称，一个是前往，一个是到达，而＂引＂并不对应。
　　其次，便是＂孙＂和＂胡＂，＂胡孙＂可以谐音取为＂猢狲＂，而＂孙行者＂的名字本身就是取自于＂猢狲＂之意，不可谓不巧妙。
　　综上来看，只有＂胡适之＂，才是最符合陈寅恪要求的答案。
　　看到这个答案之后，陈寅恪非常惊喜，他认为这比自己想出来的两个答案要好得多，甚至当即表示周祖谟这个人，清华可以随便上。
　　只是可惜，最终周祖谟未能在陈寅恪的名下学习。
　　但是每当提起这件趣事时，陈寅恪都会津津乐道。
　　一直到1965年，已经70多岁的陈寅恪，仍对＂胡适之＂这个答案印象深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
　　＂虽然‘祖冲之’中的‘祖’和‘孙’也能对应，但是我觉得，它始终都比不过‘胡适之’。＂ 脱颖而出的周祖谟
　　这个在1932年清华入学考试中，唯一一个拿到＂对对子＂满分的学生，便是周祖谟。
　　他顺利考上了清华的英文系和北大的中文系，但因为学费的原因，周祖谟最终选择了北大的中文系。
　　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巨匠，他曾经著写过《问学集》、《唐五代韵书集存》等多部文学巨著。
　　单是《问学集》这一本书，就涵盖了500多个历史人物和600多种文献，可见周祖谟的文学造诣之高。
　　对于这些著作，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的人，或许会对周祖谟比较陌生，但若是提起一个书，你一定不会感到晦涩。
　　这本书就是家喻户晓的《新华字典》，大家从小都会自带一本字典，但你知道吗，这本字典的书写就与周祖谟先生息息相关。
　　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周祖谟就曾经与《新华字典》的编撰人魏建功提起过:
　　＂现在战乱终于结束，孩子们的教育不能放松，中小学生需要一本新型的字典。＂
　　魏建功另外找来了三个朋友，经过一番商讨，这五人便组成了一只简易的编纂小队。这次的编写，打破了原来的字典编写惯例。
　　以前的《康熙字典》中，文字的顺序都是按照部首进行排列，但在后来的这次编写中，五人决定用音序进行排列。
　　除此之外，五个人在新字典的编写中，还决定了很多新的事项，比如对于文字的释义，要用语体，并且还要配上例句；一句话的开头第一个字要用楷体，还要附上插图等等。
　　这些规则都可以在之后的《新华字典》中有所体现。由于这本字典是由周、魏五个人一起参加编写的，所以他们便起了一个时兴的名字，叫＂伍记小字典＂。
　　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伍记小字典＂并没能编写下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亲自邀请魏建功，想让他编写《新华字典》的初稿。
　　于是，魏建功便按照之前＂伍记小字典＂的编写规则，写完了《新华字典》的初稿。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周祖谟虽然没有亲自参与《新华字典》的编写，却也是它的奠基人之一。
　　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周祖谟也显得非常的自豪，他常常说:
　　＂在看到《新华字典》时，我常常会想起当年深夜里，我们五个人一起研究编写条例时的场景。＂ 结语
　　一场争议巨大的＂对对子＂风波，却给中国文学史上，带来了全新的血液。
　　＂对对子＂这个被批判为落后代表、封建糟粕的文学形式，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其实显而易见的，并不是这样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前行，近代后基于形势的变化，有一些文化形式已经不适合现实情况，被抛弃是毫无疑问的。
　　但我们仍需要明白，旧的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错误的、落后的文化，＂沉舟侧畔千帆过＂，焉知旧文化中，没有我们需要汲取营养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