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文明从未遭遇过神秘的结束无论是所谓的崩溃期

　　古马雅统治阶级的历史一直由男性主导，不过马雅女性也在政治和宗教上扮演了具体的角色。象形文字的解释有助于揭露这些历史角色，事实上，随着每一个女性高阶统治者的新发现，我们更有责任去讨论中性的「神圣的君主政治」（Divine Monachy），而不是偏向男性视角的「神圣的国王」（Divine Kingship）。
　　卡贝尔夫人（Lady Kabel，睡莲之手公主）是上天授权给女王的一个例子，她是卡努王朝（又称蛇王朝）的成员，他们家族统治着帝国的首都卡拉克穆尔。一块残存的石碑上刻着她的肖像（图7，考古学者标记为三十四号石碑）。尽管残块经过洗劫而受损，在玛雅学者还无法研究它的时候，上头清晰的文字已足以让碑文学家找出其来源（经过劫掠的东西通常无法如此）。
　　卡贝尔夫人的丈夫是巴兰二世（K＂inich Bahlam II），虽然位阶较低，但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共同统治卡拉克穆尔的一个附庸城贝鲁瓦卡（El Perú-Waka＂）。如她雕像上的象形文字所述，卡贝尔夫人拥有「至高女战士」（Ix Kaloomte）的称谓，是王室中最高的阶级（迄今为止，另有五名玛雅女王也被授予这个头衔）。这个特殊称号的含义引起某些考古学家去思考，这位女王也许曾经亲自上战场率领战士抵抗卡拉克穆尔的首要对手，提卡尔。
　　卡贝尔夫人卒于702年至711年之间，埋葬在该城市最大金字塔（Structure M13-1）的石造地下室里，里头有十多件上等的陪葬品，包括制好的玉块，数件装饰精美的陶器，以及绘制成战士盾牌的陶盘。也许最能证明卡贝尔夫人传说的是，在她死后两百年，玛雅人在他们女王的最后长眠之地建立了一个圣坛，献上精心制作制作的小装饰物、哨子、贝壳等。
　　虽然卡贝尔夫人并不是贝鲁瓦卡本地人，但图形和文字证据都指出，她的地位在她的丈夫之上。事实上，她的阶级也许部分源自于她的非本地血统，使她得以巩固卡拉克穆尔与贝鲁瓦卡之间的联盟。她不仅独得「至高女战士」的头衔，她丈夫的肖像石碑（原本立在该城市的大广场上，就在她的石碑旁边）也没有使用相同等级的立体浮雕，让卡贝尔夫人的雕像在视觉上更为显著。只有她得到宫廷侏儒的侍奉，并且穿戴着以玉珠串成格子纹、属于男玉米神特色的衣服。
　　卡贝尔夫人的服装选择，和我们大多了解的玛雅如何看待男性及女性的角色互补有着密切的关系；仪式和典礼同时需要男性和女性，才能有效和圆满。如果在政治及宗教仪式上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玛雅王室中心的统治权方面也可能是如此。若是这样，玛雅的君主政体就是国王与女王的相互依存制度，而不是国王和女王的阶级制度。
　　到了八世纪的文明发展，玛雅世界经历大众所谓的崩溃。现在仍然有人这么说，即使有些马雅学者也是，但是大多数的学者现在把它当作一种误称。玛雅文明并未分崩离析，而是经历一个过渡期，更精确地说，是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的深度转变，再加上区域性的重大变化。
　　在古典时期的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现代人推测文明崩溃的发生？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君主政治体系衰退，然后结束，支持它的宗教、视觉和知识文化也随之没落——例如使用长纪历和竖立纪念碑。同时间，境内的人口也跟着减少。对于某些政体的居民来说，那些改变是负面、剧烈和迅速的——结合战争与饥荒。举例来说，一个王国在数年内运势衰颓，导致该地被永远地遗弃。许多曾经辉煌鼎盛，在古典时期作为首都的城市（例如帕连克、提卡尔和科潘），不是被遗弃，就是中心建筑群无法再维持下去，或是被取代。
　　这种危机在结构上的原因或根源，看来是圣主崇拜本身。王朝的荣耀与圣主的权威，激发了雄心万丈的建筑计划和侵略性的区域性扩张，促进了人口成长和对食物、贡物与贸易物品的需求增加。没有一个王国能够树立一个囊括大部分马雅地区的帝国霸权，因为讽刺的是，圣主崇拜弥漫在每一个政治体里，刺激起两个城邦间长期的区域性竞争和附庸城的反叛。随着土地的密集使用，环境退化降低了耕地的产量，于是增加了饥荒、迁移、战争和区域性或内部叛乱的可能性。这些因素是崩溃的近因，最终导致城邦衰退、城区被遗弃，以及圣主被摒弃。
　　然而，政治或人口衰退并非发生于马雅世界所有区域，玛雅文明并未结束或经历突然、急剧或痛苦的转变。那么，识别区域的多样性是理解古典时期如何逐渐转换至后古典期至为重要的关键。在九世纪和十世纪，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王国的玛雅家庭，都感受到不同性质或程度的考验——十世纪初期的持续干旱，马雅在农业及其他资源方面的退化，城邦间的战争和竞争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对神权统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觉醒。
　　举例来说，存在于八世纪的王国道斯皮拉斯（Dos Pilas）及其圣主控制了整个佩特克须巴顿地区（Petexbatun，在佩登西南部）。但是在七六○年，附庸城塔玛琳迪托（Tamarindito）造反、进攻，并且攻陷了道斯皮拉斯。虽然其他地区的城市必定也加入了塔玛琳迪托的反叛，但却无法在当地建立政权，使得区域性的战争延烧了一个世纪。幸存的城镇变得非常重视防御工事，人民流窜逃难，人口急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