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张氏家族考略封疆大吏

　　文/吴国珍
　　明清两代的布政使、按察使、总督、巡抚，亦称疆臣、疆吏。因皆系皇帝亲自任命，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镇抚一方，所以把他们与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相比拟。其中布政使、按察使又称方面大员。
　　有清一代，张氏家族担任地方要员的主要有三人：张若震，张曾谊，张绍华。
　　01.张若震
　　张若震（1696—1756），字宗约，号楞阿，治诗经，增贡生，是张廷璐长子。1723年（雍正元年）顺天乡试，叔父张廷玉主考，按例回避。皇帝另外出卷，考中第三名。1727年任浙江台州府天台县知县。1729年升嘉兴府海防同知。1730年升任台州府知府，1732年升浙江盐驿道。1734年，特旨升浙江布政使。1735年奉特旨兼管两浙盐务。1736年（乾隆元年）护理浙江总督巡抚盐政印务。1741年护理浙江巡抚印务。1749年补授甘肃布政使。1750年调任湖南布政使，1751年调陕西布政使，1753年奉特旨升授湖北巡抚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1755年，兼署湖广总督，屡随军机大臣入见面呈。卒于官。
　　张若震担任多年布政使，布政使全称＂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为布政使司（又称＂藩司＂）长官，各省只有一名，从二品。据《清史稿·职官志》，其职责为：＂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布政使是一省行政财政长官，主管钱粮人事，事务繁杂沉重，其中尤以钱粮为首。
　　江浙为钱粮大省，赋税沉重。1739年（乾隆四年），经过五年的苦心经营，浙江一省钱粮任务全部完成，没有积欠。这件事，既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赖张若震限时催纳，令行禁止。此事给乾隆帝很深印象，五十四年后，他还借张若震钱粮全完一事训饬后任者，＂从前浙江省仓库亏缺，应征款项，积压拖延。经张若震在藩司任内，实力催缴，始能扫数清完。＂而近年来浙江连年丰收，却拖欠累累，乾隆帝认为这都是＂历任抚藩因循废弛＂，而现任官员又未认真督促。江浙为清朝财赋重地，乾隆帝不能不加以用心。两相比较，自然怀念张若震在任时的尽职尽责。（以上均见《清实录》）
　　不过，张若震并非只为清朝收钱粮，而不顾民众死活的。相反，他关心民众，解决民生问题。乾隆二年（1737年），张若震任浙江布政使，上奏称，各省出现荒歉时，需要邻省的粮食救济，而邻省粮食输出后，当地粮价有所上涨，于是邻省实行禁止粮食出境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吏，乘机勒索拦阻，导致受灾地区无法采购到粮食，救灾物资奇缺。张若震建议，对禁止米粮出境的地方官，实行降级的处罚；对监管乏力的上级官员，直至督、抚，实行罚俸。这项建议被乾隆帝全部采纳。
　　乾隆六年（1740年），张若震上奏，浙省沿海腹地尚有新涨的沙涂之地，能够垦种，只是民户与灶户杂居一起，穷苦的民户开垦耕种，灶户就纷纷出来争夺地产，致使穷苦民众不敢开垦，观望不前。张若震建议，不管民户还是灶户，都允许其开垦，谁呈报在先，就给予其田地凭证。乾隆帝也认可了他的建议，并要求其他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照例办理。（以上见《清实录》）
　　乾隆十七年（1752年），张若震任陕西布政使，陕西遇上大灾荒，百姓流离失所，但向巡抚报告救灾，巡抚却坚决不答应。张若震直接下令各县打开粮仓救济灾民。巡抚十分愤怒，向乾隆帝参了一本，说他＂擅动仓谷＂，将张若震关门审问。不久，乾隆帝谕旨，严厉告诫巡抚，要求按着张若震的请求立即救灾。（《道光续修桐城县志》）第二年，又升他为湖北巡抚，后又代理湖广总督。
　　据《清史稿·职官志》：＂总督，从一品。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巡抚，从二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其三年大比充监临官，武科充主试官，督、抚同。＂巡抚如加兵部侍郎衔，则为正二品。巡抚、总督掌一省或几省的军政、民政，权责最重。
　　在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任上，张若震做了四件实事：一是乘湖北年年丰收，大量收购粮食，充实国家粮仓；二是清查漕运的差役，杜绝各种冒领钱粮的现象；三是运进四川黄铜二十万斤，供应湖北铸造铜钱，解决湖北铜钱供应不足的问题；四是输出湖北粮米十万石，救济浙江灾荒。
　　张若震在浙江布政使任上曾提出铸青钱的建议并得到采纳。青钱其实质地为铜、铅、锡合金。新版《辞源》说明：＂以红铜五成，白铅四成一分半，黑铅六分半，锡二分四者配铸者，谓之青钱。＂ 明末、清初铸钱都是黄铜质钱。为什么清代乾隆年间又开始大铸＂青钱＂呢？这与乾隆年间防止民间私毁制钱有关。清朝币制主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白银与制钱同时流通，日常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官府虽规定白银一两换制钱1000文，但实际上银钱比价随行就市上下波动。乾隆初年，因白银大幅跌价、富户囤积铜钱、民间毁钱铸铜器等原因，制钱对白银比价日益增昂，有的地方一两银仅兑换制钱750至770文不等。钱价增高使私毁制钱有利可图。《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初年，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千文约重8斤，而＂民间黄铜一斤，其值大率二钱上下，以银一两二三钱易钱千文，毁为铜而鬻之，可得银一两六七钱。＂毁钱一千即可获利白银四五钱。如果毁钱铸造为铜器出售，则利润更为丰厚。因此民间群起仿效，造成制钱紧缺，钱价更昂。
　　为防止民间私毁制钱，平抑钱价，两江总督那苏图、浙江布政使提出恢复铸造＂青钱＂的建议。他们发现江南流行钱多为＂青钱＂而少＂黄钱＂，乃＂始知青铜质脆，除铸镜外，不能打造别项器皿，故青钱无人销毁＂。经内阁大学士、九卿议准，清廷同意自乾隆五年（1740）始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和各省铸钱局一体改铸青钱。不过，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民间将＂青钱＂再掺入一些纯铜熔铸后仍可以打造器皿。
　　02.张曾谊
　　张曾谊（1747—1797），字正夫，号励室，监生。张曾谊是张若渟次子，和其父一样，也是捐班出身。起先在广东广西做知县，后官职不断攀升，1789年升授山西平阳府知府，1792年调太原府知府，1793年升冀宁兵备道，1794年署理山西布政使司印务，1795年升山西按察使，调浙江按察使，署理浙江布政使司印务。
　　按察使全称＂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各省一人，正三品。＂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籓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清史稿·职官志》）按察使司又称臬司，按察使主管刑名，又称臬台。浙江人口多，案件繁冗，每到秋审时刻，张曾谊对每个案件，都要细加勘酌，务求合情合法，既不过宽，也不过苛，判罚很有尺度。
　　张曾谊有干练之才。起先在广东广西做了八年的知县、同知，其时正爆发安南（今越南）战役，此役列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之一。事实上，由于孙士毅轻敌，清军在进入河内后欢庆春节，被越军反击，惨败而归。乾隆派福康安继续讨伐越南，张曾谊负责帮办军务，福康安视之如左右手。张曾谊也是敢于担当，不避危险，军中差务，一身以任，＂石矢在前，无所畏避＂。后安南阮惠求和，战争结束。福康安大力保举他。皇上特地召见他，嘱托他＂看汝颇能办事，好好居官。＂惜乎年岁不继，五十岁即卒于官。
　　03.张绍华
　　张绍华（1831—1909），是张英的七代孙。字筱船，号实君，邑附生。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科，并补咸丰八年戊午科）江南乡试135名，1874年（同治十三年）会试第185名，殿试三甲第11名，朝考二等第51名，钦点主事，签分吏部文选司行走。1875年（光绪元年）加员外郎升衔，援例以道员用，分发直隶，军功保加布政使衔，并赏戴花翎。1886年署大顺广兵备道，1893年补授直隶通永兵备道。1897年升授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1899年升授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护任江西巡抚，1902年调任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护任湖南巡抚，1905年调任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张氏宗谱》对张绍华的事迹介绍，只有＂筹解新疆协饷出力，两次奏奖＂一事，所谓＂协饷＂指从钱粮有余省份中调拨一部分钱粮解运到不足省分，此谓之＂酌盈济虚＂。有清一朝，新疆财政始终无以自立，主要支出均由中央户部和内地各省调拨银两。由于这些款项主要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史称＂协饷制度＂。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制度＂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而在光绪末年，张绍华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协饷制度＂，这自然让大清中央政府感激涕零，给予嘉奖。
　　事实上，晚清朝廷再无康乾盛世时的富甲四海，内忧外患耗去了这个没落政权的大部分元气。而地方要员特别是布政使的首要职责就是筹钱，筹钱，筹钱。不光打战花钱，打败后赔款花钱，此外，重建皇家门楼要花钱，救济灾民要花钱，甚至皇太后逃亡的花费也摊派各省。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一年多颠沛流离，美其名曰＂庚子西狩＂。其返程费用都由各省摊派。据《江西巡抚李兴锐奏片》：＂兹据布政使张绍华详称，在于司库光绪二十七年地丁项下，动放银两万两，并移准粮道解到筹拨库银一万三千三百两，共银三万三千三百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供支回銮大差第二批银两。＂名义为借，其实给太后的钱，能要回来吗？而太后回北京城，要重建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正阳门，直隶总督袁世凯＂面奉懿旨＂，＂电议各省筹款修建＂，两广总督德馨、浙江巡抚诚勋、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使张绍华、河南巡抚张人骏、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将报效银两解赴户部。修缮正阳门需＂四十四万三千两＂。相形之下，为救济北京附近惨遭八国联军扫荡的灾民，各省出的就少得多。张绍华担任布政使的江西省，只出了5000两。
　　一边粉饰太平，一边拼尽血本，在为这个没落王朝维系龙脉的同时，布政使任上的张绍华也是疲于奔命。《清实录》有两条记载，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谕军机大臣等，本年自五六月以来，各省人心浮动，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李兴锐尚未到任，张绍华责无旁贷。务将各处教案迅速持平了结，免贻口实。现在时事阽危，万不可再酿衅端，致大局益难收拾。李兴锐到任后，遇有交涉事件。务当审时度势，悉心筹画。万勿稍涉疏忽，以致办理棘手。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兴锐、并传谕张绍华知之。电寄。＂
　　＂（光绪三十年，1904年）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岑春煊等，柯逢时电奏，融县长安镇被匪攻破，峒匪迫胁多名，有‘三路直扑省城之谣，桂省兵力本单，湘省援军及东省各军均尚未到’等语。广西省城吃紧。著张绍华飞饬黄忠浩迅速兼程前往防剿，毋稍迟缓。并著岑春煊饬催派出各军，赶紧赴援，合力攻剿。勿任蔓延，仍将近日军情随时电奏。电寄。＂
　　或者是迁就洋人，了结教案；或者是匪徒四起，合力征剿，大清王朝千疮百孔，而布政使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剜肉补疮。不知身处高位的张绍华，有何感想？最终他也因病解职，而或许＂幸运＂的是，有生之年，他并未看到清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