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治官，乱世治民

　　纵观我国历史长河，＂治官＂和＂治民＂始终是摆在一个国家面前的两道必答题。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度＂又如何把握，因时因势又该作何转换，执政者每天都在思考这么几个问题。
　　一、古代盛世严于＂治官＂，宽以待民
　　＂治官＂即＂吏治＂，古代最高统治着最为焦心的就是＂吏治＂。因天下承平已久，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有的官员已经名利双收，认为可以不再像打江山时期那样战战兢兢，从而破坏国法有之，阳奉阴违有之，贪污贿赂有之，败坏风俗有之。这种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就会意识到，＂吏治不刷，盛世难久＂。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官员的品德质量极为重视。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除了选好官，完备的监察制度也是唐朝从严＂治官＂的核心制度。御史台负责检查并检举从庸官懒政到贪污腐败等所有＂违纪＂＂违法＂问题。而问题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御史长都可以直接发起弹劾，不必上报当地长官。正是从严＂选官＂＂治官＂，使唐朝从初建时的百废待兴，迅速呈现＂贞观之治＂。
　　除了从严＂治官＂，宽以待民也是盛世显著特征之一。汉初，因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十三年，又全免田租。赋也由之前每年120钱减至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二年，又把秦时17岁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宽以待民，＂与民休息＂，遂即出现了＂文景之治＂。
　　二、古代乱世忙于＂治民＂，宽于待官
　　清朝著名思想家唐甄认为，普通百姓是好管理的，他们要求不高，粗茶淡饭，能够温饱，布衣遮体，避其所苦，就十分满足了。然而每到朝代末期，或因极力压迫，民生凋敝，百姓怨声载道，或因官员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统治者往往陷入忙于＂治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秦二世即位后，从各地征调几十万囚犯和民夫修建秦始皇陵墓。秦始皇陵还未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时年全国人口不过两千万，前后被征用各种劳役竟达两三百万人，且不论妇儿。陈胜吴广起义，秦军费劲周折镇压，陈虽兵败，但也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同时，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勒索百姓的现象＂选择性失明＂。农民不堪重负，于金田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与清廷对抗长达14年之久。甲午战争后，清廷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忙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气数已尽＂。
　　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我们应从古代的＂治官＂和＂治民＂中寻找启发。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2012年，《中国青年报》刊文＂难治者非民也，难治者官也＂；2013年，《环球时报》评论＂治中国之难，难在治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管住公款吃喝开始，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的人和事，坚持＂打虎＂＂拍蝇＂＂猎狐＂，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一体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同时，将＂治官＂和＂为民＂有机结合，从最广大人民群众身边的事入手，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优化营商环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等专项工作中，查处了一批＂阳奉阴违＂＂权力寻租＂＂黑恶势力保护伞＂＂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腐官、懒官、庸官，清扫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道路上的＂中梗阻＂和＂绊脚石＂，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取得了良好的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