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简化版（无图）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次变变法不是顺应时代的变革。商鞅变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井田为基础的奴隶制已经崩坏得差不多了，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却苦于没有政治话语权。大量劳动力沦为奴隶，生产力得不到解放。而商鞅变法则是在给中下层平民一定的上升通道，给地主阶级政治话语权，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因此即使后来奴隶主反攻倒算，商鞅被杀，但是他的新法还能活下来。
　　王安石的时代和商鞅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封建帝制已经发展到头，咱们的农耕文明在宋朝走向巅峰，但是人类社会的下个阶段资本主义在农耕文明的体制下却没有萌芽的空间。
　　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王安石那个时候，停下来了。
　　宋太祖晚年北宋国库的收入是1000万贯，太宗年问达到1600万贯。仁宗天禧年间飙升到6000万贯。可神宗熙宁十年还是 6000万贯。要注意，这已经是王安石新法施行后的结果。
　　三冗问题不是神宗时期才有的，真宗、仁宗年代就已出现，或者说从太祖皇帝把官员的官职差拆的七零八落，不抑兼并施行募兵，太宗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只能不断扩军，国都的设置更看中交通而不是形盛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预见后续会发生什么了。
　　可那会社会在发展，每年的政府收入都在增加，整个国家正在享受由乱变治、生产力发展，政府颁布鼓励商业的政策带来的巨大红利。所以虽然有问题，但是并不激烈。不仅不激烈，仁宗时代因为同西夏的战争北宋政府甚至一度进行了大规模扩军。韩琦其至提出了陕西诸路＂三丁刺一＂这种恐怖的建议。
　　仁宗末年全国常备军发展到120万人，这在历代封建王朝都是绝无仅有的。
　　可神宗时代，经济发展停下来了，天然或者人为的红利结束了。冗兵冗员等社会问题便再也无法掩盖。国家财政出现赤字，连救灾都是问题。
　　有人要说，既然有冗兵冗员，直接裁不就完了。
　　要能裁，早就裁了！
　　北宋为什么招那么多常备军，除了打仗外，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纳流民。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大量的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虽然北宋鼓励商业，鼓励海外贸易，有很大规模的手工作坊，繁华的商业城市以及规模巨大的造船业。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无业无地的流民，这些人去哪呢？
　　军队欢迎你。
　　如果说你要裁军，裁个几千人倒不会出问题可也没什么用，要是一口气裁个几万几十万，如果社会吸收不了这些人，就会动摇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三冗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已经积重难返。
　　所以，司马光说的节俭就是场面话，神宗听完就直接去找号称会理财的王安石了。
　　可正如前文所言，在社会发展停滞，生产力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所谓的理财，不过是把钱从一个人的口袋换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里。他的青苗、市易、均输等法本质上就是把本应该流到市场里和那些士绅地主、皇亲国戚兜里的钱强行截胡。
　　当然，这个最起码要比明朝直接加饷好，虽然他的新法让平民也受到了波及，毕竟人家针对的还是有钱人。
　　提及此处，就不得不提到古今中外反对王安石变法之人的立场了。
　　古人反对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在被贬之中亲眼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对平民以及社会的伤害。比如基层官员肆意收入远超国家规定的青苗钱，又比如为了完成kpi，强行让不需要借贷的上等户借贷，以致这些社会的以致这些社会的中坚力量家道中落，或者是市易司强买强卖，导致中小商人遭受严重打击，商业活动锐减。由此断定新法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却断然不能长久。
　　第二种则是以高滔滔、文彦博等人为首的大商人、大地主的官僚代表。原因很简单，本来这些钱都是我该挣的，现在却被你王安石截走了不反对你反对谁？
　　而现在在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时则认为王安石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因为其太过执拗，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有一意孤行，颇有闭门造车之嫌，因此他的新法并不完善，导致伤害社会进而变法失败。
　　古人的看法我就不多评论了。毕竟他们是亲历者，无论是因利益受损而愤然反击，或者是真心忧国忧民认为王安石不妥，都有他们合理的理由，但是咱们现代人如果不把事情看全就妄下结论，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首先，王安石自庆历二年考中进士至治平四年正式进入中枢这25年间，他一直在宋朝地方为官，这段时间他积累了大量地方官的经验，对宋朝实际的民生以及基层政策也有深入的研究。那些说王安石闭门造车的人未免也太小瞧古人了。人家一边颁布新法，执宰天下，一边同旧党斗智斗勇，还能抽空跻身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样的人杰即使放到现在那也绝对是一等一的人物，还比不上咱们开了上帝视角的人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法对社会带来的伤害王安石是有预见的，他之所以还要坚持新政，目的就是敛财，然后再用这些钱去做真正能解决这百年积累下来的弊端。
　　战争！
　　没错，就是战争，把熙宁开边以及后来的元丰伐夏同王安石的新政联系起来，才是王安石变法完整的内容。
　　既然短时间内生产力难有大的进步，社会阶层又出现僵化，新兴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团体智能依附官僚存在，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僵化。那么开疆拓土就成了改变神宗年间社会发展停滞的唯一办法。打下新的土地，便有了新的生存空间，有了更多的资源，你在这片土地上搞建设也好，搞旅游也罢，发展商业也行，这不都能刺激宋朝内部的经济吗？
　　而且王安石的第一目标西夏更是占据河西走廊这一关键位置。拿下西夏不仅能得到西夏的土地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沟通西域，重新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这对宋朝国内经济的刺激更是巨大的。
　　不仅如此，如果能完成灭辽的终极目标。宋朝将会拥有不堕汉唐的疆域，同时拥有远胜汉唐的经济、人口以及文化。
　　以上便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构想。通过敛财整备军队，通过开疆拓土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生产资料以及贸易路线，进而进一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吸收足够多的冗兵冗员，届时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有个大前提，就是说你北宋政府要能打！
　　而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
　　诚然，王安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推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出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军器监法、裁兵法等军事方面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只是皮毛。王安石高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可北宋真正的核心法度，他也是无法涉及的。
　　宋朝军事之弱，其本质在于过度削弱地方力量，对武将的打压不信任以及对军队权力的过度分割。
　　且说熙宁开边，其领兵者王韶乃一文官，当然，这个文官很能打。可历代能打的文官又有多少？更多的还是韩琦、李纲等纸上谈兵之辈。
　　而且即便王韶是一个文官，却也要年年回京述职，导致区区熙、河两州来回折腾了三年才拿下，又用了两年时间才稳定。究其原因，王韶作为一方征伐主帅，却不能心无旁骛，屡受中央文官甚至王安石本人的掣肘，每次回京必有羌人作乱，如此往复，以致迁延日久。
　　熙宁开边后，王韶又经历被莫名弹劾，贬官罢职等事，以致一代名将身陷官场斗争，至死都没有上过战场。
　　元丰五路伐夏，各路指挥官里居然只有两个正牌武将，剩下三路则是由两个太监一个外戚充任。这个外戚名唤高遵裕，虽出自将门，但却是一个不知兵的超级衙内。那两个太监一个李宪一个王中正。李宪很能打，先破兰州又上天都山烧了西夏王宫，颇有缩小版封狼居胥的意思。可太监的本职就不是打仗，自古以来能打的太监又有几个呢？另一个王中正样大官，则是带着几万人在西夏境内转了一圈，杀了一百多西夏平民又回来了。
　　最终五路伐夏只有种谔、李宪、刘昌祚三路建功，最关键的灵州攻城战则在超级衙内高遵裕的干扰下功亏一篑。
　　五路伐夏时，几乎每条战线都出现粮草不足的情况，其原因也是因为北宋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后勤系统，对外作战时由朝廷临时指派文官做随军转运使。二者互不统属，文官又不通晓战事，在国内作战还好，一旦出国那随军转运使就是两眼一抹黑，你打你的我送我的。可笑此等灭国级别的战争，居然如此儿戏！
　　五路伐夏失败后，宋神宗又听取种谔的建议在边境修堡寨通过塔防的模式稳扎稳打，一步一步蚕食西夏。可宋神宗虽然听取了种谔的建议，但是具体在哪修城却又是文官说了算。于是在一个三面绝崖，没有水源的地点，永乐城修起来了。种谔不想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谏言修永乐城必败，结果被贬内地。
　　然后西夏人抓住永乐城缺水的弱点一举大败宋军。
　　北宋灭夏的行动再次陷入僵局。而此时王安石变法的后遗症已经出现，可国家开疆拓土的目标却远没有实现，虽然此时在宋神宗的坚持下新法还在继续施行。可永乐城战败的当天，王安石变法就已经宣布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