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晚年揭开大渡河勇士人数之谜（上）

　　文/周 燕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畔英雄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勇士 （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 （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 ＂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编辑部（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并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布征文启事。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很支持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52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如果大家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解放军战史、研究重大战役问题的过程中，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对于继承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1956年，杨得志 （右）与孙继先在南京军事学院
　　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司令员，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指挥、参加的经典战役战斗，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实题目，人人派任务，很快就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
　　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托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刘伯承可不答应，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战役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创作小说《党费》，后该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党的女儿》。
　　王愿坚与孙继先还有不浅的缘分。他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后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军） 《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录，王愿坚一百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
　　《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篇。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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