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嘴欠付出的代价，千里之外写诗嘲讽皇帝，陷乌台诗案纯属活该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文人手中的笔杆子，就是战士手中的枪。千百年来因为说话、写诗、作画而饱受争议和批判的大有人在。
　　古代的信息传播不似现代社会这样迅速，传播途径大多依靠书籍、口口相传等方式。所以古代统一民众思想更多采用的方式是统一文字，或者禁止一些书籍著作。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就是为了实现整个国家文字、货币、思想价值的大一统，清朝禁止写于＂反清复明＂相关的著作也是为了皇权的稳固。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发布的文字书籍的扩散速度和影响能力，与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发布后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天之骄子苏轼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谓是实打实的＂当红小生＂，二十一岁到京城赶考，考中之后名声大噪，但苏轼确实是学富五车有自己过人的学识。
　　苏轼一生的官途并不像他考中进士那样顺利，他刚考中家中便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孝期结束两年刚通过制科考试工作稳定，父亲病逝他又回家守孝三年。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背景中，苏轼的文采一直十分受宋神宗的赏识，但是双亲的接连去世使他错过了初入官场时的＂和平环境＂。
　　苏轼重回官场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许多苏轼的好友，包括对他颇为赏识的恩师欧阳修都因为新法的推进，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为人耿直的苏轼遇见他觉得不合理的事情总是不吐不快，直言直语，新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进，神宗想要各个大臣提出不同的建议来完善变法。
　　苏轼积极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变法的不足和漏洞，神宗对此十分赞赏。但苏轼的＂耿直发言＂引来了新派同僚的不满，苏轼在一次次耿直发言中成为了反对新法的代表。
　　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大多已经被外放出京任职，朝堂上很少有真正去发现新法不足并提出建议的官员，苏轼便成功在朝堂上做到了独树一帜，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排挤。
　　在看清自己的建议饱受争议无人支持后，苏轼选择避其锋芒自请出京任职，于是苏轼踏上了前往杭州的路途。
　　二十多岁的苏轼凭借自身的才华一举考中，是名满京城的天之骄子，双亲丧期结束他已经错过了在京城官场站稳脚跟的最佳时期。乌台诗案
　　外放在杭州做官的苏轼一心为民，还为当地村民研究出了流传至今的名菜＂东坡肉＂，来改善当地村民对于猪肉的利用。
　　苏轼研发东坡肉
　　苏轼并没有一心扑在美食上，一心为国，满腔爱国抱负的苏轼，在看到新法推行中的不足之处，依旧会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心中不得志的苦闷。
　　但也正是他这一片正直的爱国之心，在他的诗文中埋下了隐患。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的一系列著作中，放飞自我的对新法的推进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原本苏轼的这几首诗也只是有感而发的吐槽抱怨，并没有流传出去。据说是苏轼的同僚沈括，在看到苏轼的一系列新作之后别有用心。
　　沈括回到京城后，与支持变法的官员，根据苏轼的诗文，把苏轼告到了神宗面前，起初神宗并不重视这件事情。
　　苏轼的《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中前四首多为自我感情的抒发，第五首嘲讽之意尤为突出，因为这一系列的著作，苏轼为把自己送入大牢埋下了伏笔。
　　真正导致神宗勃然大怒，不得不＂怒捶＂苏轼的导火索，是苏轼调任湖州时写的进《湖州谢上表》，其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在上表中，公开地表达了自己不会跟朝中支持变法的新派同僚合作的态度，也表达了自己对新法推进的部分不满。
　　有了前期诗文的铺垫，再加上苏轼公开的＂挑衅＂，支持变法的新派官员自然不会放过苏轼送上门的把柄，打算一举＂捶死＂这个新法的反对分子。
　　神宗纵然惜才，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局面神宗也十分恼火。变法是神宗大力主张推行的，苏轼的言论完全是在神宗的脸皮上蹦迪，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在写诗时情感的流露自然就表达出了他对新法的不满。加上当时的苏轼在文坛的地位极高，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文人学子的影响非常大。
　　乌台诗案要说苏轼冤不冤，他确实怨，因为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官职阻碍变法的推进，也没有在自己管辖的地区阻碍新法的推进。
　　要说苏轼不怨，他也确实凭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法的推进，无数敬仰苏轼文采的文人墨客都深受苏轼诗文的影响。
　　苏轼入狱之后，朝中支持新法的朝臣向神宗上表，以苏轼无视朝廷，藐视皇上，阻碍新法为由，一定要把苏轼斩首。
　　据史料记载，苏轼在大牢中度过了103天，其中经历多次审讯，由于苏轼对自己诗文中反对新法的内涵供认不讳，苏轼几次面临被砍头的局面。
　　帮助苏轼逃过一劫的不仅是与苏轼交好官员的求情，根本原因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最终因为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侥幸留下一条小命。出狱后的转变
　　侥幸保住性命的苏轼在出狱之后被贬到黄州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苏轼在到了黄州之后收敛了一身桀骜不驯的傲气，诗文也开始写大自然，写人生感悟。
　　苏轼的生平著作以乌台诗案为界限有十分明显的风格转变，乌台诗案前苏轼一心为国，豪放桀骜诗文上更多表达的是对国家政策上的忧患。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经历大生大死，眼光和胸怀不再只着眼于朝政，所著诗文既有描述地方风貌的，也有叙述田园风光的。
　　人生曲折，苏轼并没有因为乌台诗案对生活和朝廷失去信心，在苏轼东山再起后他依旧勇于在朝堂上发表自己对各种政策的不同建议。
　　人生无常，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本心，不惧风雨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