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钱时行,1930年10月出身在德清县新市镇西河口60号。父亲钱晋之,母亲沈早华。我是长子,下有三弟二妹。我7岁进新市仙潭小学读书,6年后高小毕业(有毕业照片留存)。1944年,被家族寄以厚望的我进省城杭州市中读初中。那天,我在母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出远门,我们与一小贩合雇了一条小船,从新市水路到临平,再换乘火车去杭州。不巧,那天火车进站后不停靠上客。此时天色已暗,小贩安排我们在效外一处乡舍住宿,那是一间阴森森的老旧破房,大厅内放着几张脏兮兮的板床,豆大的蜡烛光让四周变得昏暗莫测,胆小的我吓得不敢离开妈妈半步。我们倦宿在床上等天亮,母亲为我进杭读书先就吃了"苦头"。注册读书后,我做走读生,住在表兄莫达卿家中,他家地址在杭州丰禾巷34号。当时表兄与湖州友人合伙开了爿"大达纸行"(达卿是祖父灿庭公的外孙,是祖父与元配沈太君生的女儿的儿子)。表兄安排我住在纸行的客房内。表嫂是塘栖人叫董梓仙,他们的儿子叫莫伯明。我在表兄这里住了一个学期。当时杭州市中初中部在皮市巷中文中学内,第二学期后迁到了里西湖金沙港苏堤旁边。父亲决定让我做住校生,住进学校的我,每逢周六、周日,就进城到英士街长春里九号路荣来姨夫家,姨母沈敏珩(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妹妹);有时去刀茅巷24号震旦绸厂钱德行堂哥的工作单位,他把我当成亲兄弟一样,两人在工厂食堂同进午餐。文革期间我去省丝绸公司开会培训时,他已调入市总工会工作。休息天我去他家玩,他总是热情好客的招待我,他的二个女儿都是十来岁的小姑娘,会出门帮爸爸去买下酒菜了。那时嫂子作为医务人员出国支援非洲马里去了。德行兄的和睦可亲,至今我还牢牢记在心中。由于我英语、数学基础差,这二门成绩总是跟不上,以至没能升上初二,第三个学期结束后,我被校方退学回家。那年放寒假返家后,我即去乡下奶娘家(新市含山头)做客,小住五天。这期间学校的成绩报告单寄到了家里,母亲收到了,当她看到被学校退学两个字时,伤心极了,不吃不喝哭了三天。家中来接我的佣人阿学告诉了我此事,我感到十分对不起妈妈。到家后我从小船上跳上岸,急忙奔上楼见母亲。妈!妈!连声叫唤,只见母亲躺在床上又哭又骂:阿时啊!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啊,我真要气死了……妈妈胃疼不止。我跪在床前哭。那情景,至今都在我的眼前,终身不忘。奶娘家打送的二盘包子、糕我都不要了,只知道陪着母亲哭。我对读书没有兴趣,学校条件好,地理位置、风景都好,但我总是读不进书去,不入门。在西湖边手里拿着书,眼睛看着路上走来走去的时髦女郎。那时,可能年幼不懂事也可能家庭条件实在优裕,吃不了读书的苦。后来想想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家庭对我的培养。现我孙女卓卓总算好样的,她为我们新市西河口钱家、也为我出了头,出国十年攻读博士、做科研,现已作为人才被招聘进杭州师范大学成为一名年轻的副教授。一、我的工作生涯培养我读书不成功后,1947年春,我18岁那年,父亲让我去了他姐夫也是我的姑父曹仲卿开设的崇德丝厂当学徒学技术。两年后崇德解放,老板一家逃离他乡,丝厂由工人组织生产自救(谋生)。1950年我被选调进丝厂工会任脱产干部(干事),随后又送杭州参加省总工会干校第四届培训班。六个月后顺利毕业,我的身份转为了企业干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春罗开始谈恋爱。那时是1952年元旦,她与杭州工人顾莲心在元旦假期同道来杭州看望我,她住宿在顾家,与我所在的林司台干校很近。这次俩人在杭州玩了二天。1953年,时值"三反五反"运动,3月我又被抽调到省工会干校,随后派往杭州市下城区参加"五反"工作队。当时下城区有很多小绸厂(十台织机以下)都是私人老板开设的私营企业。我与党校派出的一名山东老干部一起进入了一家有卅多名职工的私营企业。每天晚上发动群众(职工)先开小会,启发职工大胆检举老板,时机成熟了召开职工大会,批判、揭发老板,让他交待问题。 那些日子里,我写信给父亲,要他将自己店里如有偷税、漏税的情况,如实交待,写好材料。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就是紧跟党走。1953年6月,历时三个月杭州的"五反"工作结束,我回到崇福,没有回丝厂,组织上让我去县总工会报到,具体在镇工会展开工作,把全镇的店员工人组织起来,向不法资本家开展"五反"斗争。当时,有个别店员,拉资本家站在桌子上示众,称"望乡台",我上前阻止,要店员不要搞不正当手段。"五反"结束后,我返回丝厂人劳科工作。我一生,都是与茧子、白厂丝打交道。期间调动了三次工作,跑了三家丝厂——支援新厂。生丝在当时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点产品,养蚕也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那时,丝厂是县里财政收入的重点企业,丝厂工人是很光荣的一份职业。第一家:崇德丝厂。我的先生(师傅)是苏州人罗学楠,我主要拜师学习后缫技术,在崇德丝厂我从17岁干到了35岁。其中1962年初,我被派往海盐盐场(桐乡县工业局经办)工作。厂里共有50多人在厂长方巧珍带领下一起到盐场劳动。一个星期后厂长返回崇德,交待我与范惠芬两人负责盐场管理。范分管现场劳动,我全面负责,具体主要是做宣教方面的工作,每周汇集信息后制作一份油印小报,发送厂部。至劳动节后圆满完成任务返回丝厂。1963年上半年,我又被选派参加省丝绸公司的工作组前往浙丝一厂、菱河丝厂开展工资改革、生产改革的调研和政策制订。此项全省性的工作进行了半年,为接下去的行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崇丝任工会干部时,我将自家的一付锣鼓(二锣二钹一鼓班一铜鼓)无偿赠送给了厂里。因参加镇上大会或参加游行,队伍中必需要有锣鼓队。我小时候见到西河口沈九卿家门口的一家香粉店每逢过年总是敲锣打鼓,很是喜庆与热闹,就要求祖父钱灿庭也买一付,祖父出资18块大洋,叫赵焕璋与我一起去买就的。这付锣鼓一直放在老家家中,看到厂里缺少锣鼓,我专程去新市把它带来捐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