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嘉靖时期倭寇之祸最盛？无他，中央与地方分利不均

　　提及明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是权倾朝野的宦官，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但最深的恐怕是那些堪称＂奇葩＂的帝王们，如蝈蝈皇帝宣宗，作死被掳却＂奇迹＂二次复辟的英宗，无所不＂玩＂的武宗等等，但最＂神奇＂的还属不爱上朝，一心＂修仙＂却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长寿帝王世宗嘉靖帝。
　　嘉靖帝影视形象
　　历来，针对嘉靖帝的评价都是极为矛盾的，皆因其大功有之，大过也有之，英明神武是一面，迷信＂修仙问道＂也他的一面。
　　在位期间也曾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重振国政，直接促成嘉靖中兴，但也为一己私利（崇道奢靡）而宠信奸佞，枉顾本以千穿百孔、风雨飘摇的国家，变本加厉地由上至下纵容贪腐之风，使得全国上下民不聊生。
　　而其中在嘉靖帝身上最矛盾的点，恐怕就是困扰几乎整个明朝最深的倭寇之祸了，他在位期间，既是倭寇之祸最盛的巅峰，也是整个明朝抗倭最严厉且有效的时期。
　　祸乱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之初，太祖定下的＂国政＂——海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随后历代也时常备受倭寇的不断骚扰。
　　但为何明明＂中兴＂的嘉靖时期却成为倭寇之祸的巅峰？是历代随着时间的累积的一次大爆发？还是潜在＂人为＂原因？这个答案恐怕还要从矛盾重重的嘉靖帝身上说起。
　　看似朴素的嘉靖帝
　　这个看似清心寡欲、＂艰苦朴素＂一心＂修仙＂的嘉靖帝，实则却是引起整个嘉靖时期全国上下贪腐之风盛行的元凶，皆因他奢靡无状地求仙问道，还嫌朝政处理麻烦而宠幸＂听话＂的严党，至国库空虚到入不敷出，于是遂而开始＂贪财如饕＂地不择手段收刮财富，以满足＂一己私利＂之用度。
　　有见于这帝王和中央之＂上行＂的与国争利，自然大官小吏之地方也开始顺从上意而＂下效＂之与民争利。
　　而这＂暴利＂的源头其实就是明初的＂国策＂海禁背后引发的海外贸易获利，此前历代，虽一代严似一代管理海禁，但尚开出一道小口——朝贡贸易，以及少许的＂潜规矩＂走私贸易等。
　　但到嘉靖时期，随着嘉靖帝所废越发奢靡，中央财政越发＂艰难＂，于是那些＂花样百出＂的＂赚钱＂手段开始粉墨登场，且不说＂正常增收＂手段，赋税的增加，百姓的负担一年强过一年，就说越发沉重的＂贿赂＂之资，也让自下而上的各级大小官吏都＂苦不堪言＂，于是如强行如改稻为桑，不顾百姓死活的＂增收之法＂，孝敬钱、过路费、改道费、人头税等等花样繁多的＂收益项目＂也逐渐摆上明面。
　　最后，由此引发的＂最肥＂之地，浙、东沿海的海外贸易的＂暴利＂开始被暗地＂收归国有＂，以供嘉靖帝奢靡之用度和中央＂分利＂的需要。
　　但也因此使得大官小吏和豪商之地方的不满，此前数代朝廷尚算富足，于是＂默认＂与地方获利＂均分＂，可谓是双赢局面，但嘉靖时期，随着后期嘉靖帝之中央的胃口越发＂大＂，不但使地方＂分利＂越发减少，甚至最后＂一口吞下＂。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地方大小官吏和豪商们被历代养大的胃口，岂是一时半刻能＂小＂的，且天高皇帝远地，于是＂一气之下＂为了＂生存＂的举动，联合倭寇上演一出＂倭寇之祸＂，也就越演越烈了。
　　由此，针对历来，大众关于倭寇之祸的原因分析，大多认为是＂内贼外祸＂，也就是沿海贪腐的官商勾结，＂资助＂倭寇烧杀抢掠而引发的祸乱。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由前期嘉靖帝之中央对倭寇的＂纵容＂态度，到后期似＂忍无可忍＂地严厉剿灭态度的转变，这中间的本质原因，或者说＂倭寇之祸＂的背后真相，更像是一场中央与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也是一次＂汹涌＂的利益之争的闹剧。＂暴利＂的海上贸易的背后纠葛
　　宋朝之＂富＂，那是众所周知的，而其中的原因，总结起来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的相互＂配合＂，＂天然＂相对＂平衡、和平＂的时期，占据南方丰富的各种资源，统治者制定的农商并重的＂国策＂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属全面开放的海岸线，以及＂全世界＂通商的海上贸易获利的＂暴利＂贡献。那些表面上所谓＂巨大＂的农、商税赋，是远远比不上隐藏在＂底下＂的贸易＂抽税＂和＂所得差价＂的。
　　海上贸易幻想图
　　以＂最大＂出口的丝绸和瓷器为例：
　　朝廷不但在＂源头＂桑田、生丝坊、织造局、窑厂等各项上抽税，且＂出海＂前商贾们也要缴纳各项商税，甚至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税＂等等，总之一匹丝绸，一件瓷器在成为商品前，就已经经过层层＂剥削＂，为朝廷赚足了银两，初始就＂身价数倍＂，就这样，商人们任就乐此不疲地＂积极＂贩卖，还是因为一旦成功卖出，按照路程的远近，从获利数倍到上百倍都不止。
　　回程之时，朝廷又会有众多名目的税种＂收入＂，总之，此举是中央朝廷和地方，及商人们的三赢＂暴利＂，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后元灭宋，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善＂经营＂，于是基本继承了宋朝的种种＂国策＂，包括这＂暴利＂的海上贸易，如元青花一融合了蒙古和伊斯兰风格的＂华丽＂瓷器，由波斯、欧洲的商人们辗转销售到全世界各地，也为元朝带来了极丰厚的＂暴利＂。所以尽管元末时，起义四起，当时的海上贸易依旧＂顺畅＂。
　　元青花
　　而到了明朝建立，太祖担心＂余孽＂（＂敌人＂张士诚、方国珍之流。）死灰复燃，会内外勾结，威胁明朝。于是为了稳固国本，下令海禁。
　　但毕竟海上贸易实在太过＂暴利＂，于是在其中也开了一个小口＂官营＂贸易管理（也就是适当开放港口，官方控制贸易往来。），实际没有真正的对以此为生的＂人们＂赶尽杀绝，而随后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更是促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利＂默契，很大程度上使得各方获利＂顺畅＂，于是也就＂各自安好＂了。＂祸盛＂之源头：＂朝贡＂贸易养大各方的＂胃口＂
　　而海禁之下的变相朝贡贸易，看似一直在抑止海上贸易的发展，但实际上却为日后所谓＂倭寇＂的组成，＂真倭＂日本流寇、山寇，＂伪倭、勾倭＂等沿海浙、东等地＂流民＂，及与之相关获利的地方豪商、大官小吏们养大了胃口。
　　以＂真倭＂日本流寇为例，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们＂，早期其实是日本当地大名、将军、豪商等＂上层＂所控制的遣明船，所带来的朝贡贸易的得利人员，虽前期筹备所费不菲，但每次＂朝贡＂来回所得利润极为丰厚。
　　以＂常用＂的生丝为例，从明朝购得生丝一斤约为250文，带到日本本土贩卖则可作价5000文，翻了二十倍，而从日本进价一駄铜（1駄为今135千克。）为十贯文，贩卖到明朝则可卖到约四十到五十贯文等等。据史料推算，当时的遣明船一船往返＂平均＂获利高达一万贯文左右。
　　生丝图
　　以上还只是获利占比较小的日本一方，其他面向海外的＂走私＂渠道的，明朝朝廷、大官小吏、豪商等方的获利，更是难以衡量。
　　而后期，随着海禁之＂国策＂越发严厉地执行，而日本国内为了遣明船的＂分利不均＂引起的骚乱，加上后来的宁波之乱＂争贡之役＂直接迫使遣明船的废除，（其实就是因为遣明船的＂暴利＂使其日本国内各方势力的相互争夺，引发明朝的不满。）使其＂背后主子＂下辖的武士，以及深受遣明船＂份子钱＂所害的流民们，开始自行寻找＂生存之道＂，于是形成了＂真倭＂的倭寇，开始祸乱、骚扰明朝沿海各地居民抢掠、走私获利。
　　豪商们更是如此，海禁越发严厉，意味着他们的利润越发薄弱，而＂国有＂越发获利，胃口既以养大，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自然开始另寻他法，于是所谓的＂伪倭、勾倭＂就这么形成了，也是明嘉靖时期前后倭寇的真正＂主力＂，实则要么雇佣一、二倭人打头，其余由明人假扮，要么直接勾结倭人势力联合起来等等，皆行倭寇之祸。
　　其实总得来说无非就是一个＂利＂字，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正是如此，自宋朝以来，几百年时间里，下至沿海周边百姓，上至中央朝廷各方，都被海上贸易的利润养的＂膘肥体壮＂，也形成了习惯，如今一朝＂收回＂，他们如何能轻易放弃？
　　且不说奢靡的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单说占沿海获利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们，其实他们大部分人的本来生活就是在海上，一下子严厉海禁，让他们回到陆上生活，甚至无法上岸谋生，他们如何生存下去？所以，就是为了继续生存，也被迫成为＂伪倭＂，或者＂犯罪＂的走私犯。＂纵容＂还是＂剿灭＂，不过一场利益之争
　　其实早在嘉靖前期，由于前几代中央的＂昏庸＂，导致当时的明朝廷国库日渐空虚，于是为了增加＂收入＂，除了赋税一道之外，不免逐渐＂增加＂海外贸易这一类＂默契贸易＂的＂分利＂，好以维持朝廷开销。
　　而一旦此＂例＂一开，意味着打破平衡，势必让此前堪堪维持平和的各方失去维系，日久天长之下，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矛盾也逐渐加深。
　　后眼红于＂东方商人＂扼喉贸易通道的欧洲人，如葡萄牙人率先经过航海到达东方，要求明朝通商，不果，遂而引发祸乱，最后朝廷虽然＂准＂其贸易，但任然限制多多，于是此时以王直（也写作汪直）为首的＂走私大拿＂就粉墨登场了。
　　明朝抗倭图
　　说实话，如王直一般的在仅仅数年间因海外走私而＂巨富＂之人的崛起，和嘉靖帝开始废弛朝政，崇尚＂修仙问道＂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朝廷本就国库空虚，又＂必须＂为嘉靖帝提供奢靡的用度，于是嘉靖帝或是听信＂进言＂，或是本身聪明所想之法，为了＂敛财＂，总之结果就是约于嘉靖十九年左右起，开始放松海禁，于是这一批＂走私大贾＂们趁势崛起。
　　可以说这批＂倭寇＂和其后续的倭寇之祸，罪魁祸首就是嘉靖帝之中央的纵容之过，当然，在其中间接获利者的各方，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此时因为朝廷方＂潜在默认＂的纵容态度，加速了沿海一带各地＂后起之秀＂的贪婪，于是此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各方挤上＂舞台＂，一时之间江浙、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尤其汹涌。
　　人一多了，利自然容易薄，且什么人都想分一杯羹的情况下，＂参与＂的人员＂素质＂自然也参差不齐，＂自立为王＂者有之，＂相互勾结＂走私兼抢掠者有之，＂官商勾结＂欺上瞒下者有之，总之就是＂群魔乱舞＂一般的倭寇之祸。
　　随着时间的推进，如王直一般的＂走私霸主＂，慢慢开始勾结倭人势力，谋划更大的图谋，正好此时＂勾倭＂卢七、沈九等人联合倭人进犯钱塘，王直趁机捉捕向浙江官员＂献媚＂，也搭上了官府这条线做靠山，加上当地本土的乡绅、豪商等，一时之间竟然结成了一张＂网＂，随之其所在的沥港也成了＂官方＂默认的＂国际走私交易所＂。
　　如此这般或大或小的势力还有很多，如此一来，其实地方＂结盟＂越是紧密，中央的获利就越是＂稀少＂，而嘉靖帝和朝廷的花费却日渐增多，由此，嘉靖帝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其态度也从纵容转而剿灭。
　　而作为王直一般的，自以为其势力大到可＂自立为王＂的＂倭寇＂一般，面对朝廷的＂翻脸无情＂，自然会奋起反抗，各方＂倭寇＂势力皆起，于是可以说整个明朝最盛的倭寇之祸就这般越演越烈。
　　倭寇侵略图
　　如《筹海图编》，《明史》等，都有关于倭寇之祸的相关详细记载，这里选取一段嘉靖二十三年的以王直为首的＂倭寇＂们袭击中国沿海的＂片段＂：
　　＂连舰数百，弊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据记载，当时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如此至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由吴江掠嘉兴，换屯柘林后，如此后数年在沿海一带，纵横来往，如入无人之境，嘉靖倭寇之祸至巅峰。（时间跨度大致为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为最盛时期。）
　　后倭寇之祸随着朝廷的严厉剿灭政策，加上一批如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组织的热血抗倭之举，各大倭寇势力被相继剿灭，倭寇之祸暂时＂落下帷幕＂。
　　结束语：
　　很多时候，嘉靖时期的倭寇之祸都被冠以诸如海禁之祸，官商勾结之祸等缘由，但实则没有＂看到＂这其中嘉靖帝之中央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
　　说到底，如果嘉靖帝之中央＂上层＂不是因＂自利＂而纵容贪腐，甚至越发贪得无厌地对＂下层＂大官小吏们，及豪商、百姓们极尽＂剥削＂，怎么会如上行下效般使全国上下都养成如此贪腐、贿赂之风？
　　如果不是嘉靖帝之中央因为＂暴利＂纵容＂倭寇＂走私＂分利＂，而后又过分贪婪，出尔反尔，想独占＂全部利润＂，要不又怎会越发生地方＂反抗＂的如此最盛之倭寇之祸？
　　祸之源头也不过是一场，嘉靖帝之中央与大官小吏、豪商们之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而已罢了。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