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ampquot新钱ampampquot引发的血案是七国之乱真相？司马迁和国家争ampampquot钱ampampquot的下场

　　导语：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发兵西乡。＂
　　西汉景帝三年（154年）的＂七国之乱＂就此开始，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场造反，居然只持续了三个月就被完全平定。
　　此后景帝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举打破了此前诸侯们日益强大到中央难以控制的局面，自此西汉正式走向了＂中央霸权＂的巅峰之路。＂达摩克利斯之剑＂——＂分封郡县并行＂之策的隐患
　　公元202年，刘邦称帝，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开国大赦，论功行赏，遂而＂不得不＂大肆分封功高之臣以及刘氏族人，因此混合为＂分封郡县并行＂的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模式。
　　而这个带着妥协，有着高度让权意味的暂时＂国策＂，就为后来中央的＂集权＂统治带来无可避免的隐患，如同始终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让朝廷只能＂千日防贼＂般，始终不得安宁。
　　于是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这不可避免的反叛——＂七国之乱＂就爆发了，且此一役之后，整个西汉历史的走向，几乎被＂完全＂改变，客观上成就了后来被盛誉的＂文景之治＂。
　　而＂七国之乱＂爆发的原因，后世众说纷纭，研究者们则多数普遍认为的＂导火索＂（原因）大致有两个：
　　1. 文帝时期强使列侯去往封地、分封皇子为王的前车之鉴使各地封王自危，如吴王刘濞在长年累月，以及＂弈棋事件＂中痛失王子后，有了＂反心＂；
　　2. 景帝所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在削藩的时机判断，以及使用过程中过于＂激进＂，才＂逼＂得吴楚等七国为求＂自保＂造反。文帝自由＂铸币＂令，给景帝埋下的＂炸弹＂
　　虽然以上两种＂推测＂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其实在七国反叛之前，文帝就早已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用诸多＂罪责＂把诸如淮南王、楚王、赵王等大国，削去了不少郡县，好以削弱他们的势力。
　　由此，如果说七国的反叛单纯由景帝采用激进的＂削藩策＂而引起的，那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就像以上数次实际的削藩结果一样，实际上以景帝＂优柔＂的性格来说，即使削藩，也会留有余地，不至于赶尽杀绝，更别提过于＂激进＂才引发此祸的。
　　所以实际上，纵观史料，我在司马迁笔下的《史记·平淮书》里，找到了＂真相＂。
　　＂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以铸钱财过王者。＂
　　联系前后文，通俗来说，七王之乱的＂真相＂就是＂钱＂闹的。
　　因为文帝需要铸＂新钱＂，而引发的＂铜矿血案＂，最后才直接导致了有最丰富铜矿资源的吴国，联合六国挑起叛乱。
　　至于为何？这就要从汉初开始追溯了。
　　众所周知，秦朝灭亡的原因，既有政治因素方面的＂暴政＂，也有经济原因的＂苛法＂影响的生产消退。
　　于是到汉初时，由于生产匮乏，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满足自我安全感与生存需求的＂囤物＂，所以高祖刘邦采用＂重农抑商＂的国策，让国家的生产重点回归到农业上，试图搞活国家的经济。
　　而后，吕太后忙着＂宫斗＂奉行黄老之策，文帝亦然如此，不仅依靠适当＂授＂爵让中央财政充盈到基本可以维持政府运转，甚至一度可以达到完全满足的程度，以至于公元前168年，景帝居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壮举——全国不收农业税，可见其＂富裕＂。
　　自此，国家得到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此后的经济也开始一点点活络了起来，自然在货币政策上，就要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好以发展。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
　　也就是说，中央朝廷直接放弃了收取＂铸币税＂的权利，但究其原因其实很＂难堪＂，因为整个国家最丰富的铜矿资源不在中央的掌握中，而在吴国的封地内，不开放＂自由铸币＂，那整个国家或许就面临＂无钱＂的尴尬境地。
　　加之后来文帝的＂好友＂（一说为＂基友＂）邓通也利用帝王的＂宠爱＂之便，私自铸币，＂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毕竟，这两家的＂良心钱＂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钱币的流通，吴王几乎富甲天下，邓通也富过多数诸侯，这直接影响的就是中央朝廷的＂财政权＂。
　　一个小小诸侯，＂好友＂居然可以与国争＂钱＂权，可想而知，对于中央朝廷来说，是多么大的隐患。
　　于是文帝的盛世之下，定时炸弹＂财政失衡＂已然悄悄埋下，只等儿子景帝继位，终于引爆。＂新钱＂引发的血案——断人财路，如同......
　　文帝死后，奉行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继续影响着他的继承者景帝，而景帝此人心胸狭小，又优柔寡断，且缺乏作为帝王的担当。
　　于是在本就因为＂外戚派＂被削弱，诸侯派趁中央放弃＂收税＂之势做大时，被＂儒法＂融合派代表的晁错的＂挑唆＂和＂霸权蓝图＂之下，决定削藩以达到当年＂高祖之威＂。
　　但以上这些只是表面上光鲜的＂旗号＂，实际上对景帝来说，或许自己想要一点＂享受＂，却手里没钱，才是他的痛点，尤其是看到诸如吴王、邓通之流的奢靡生活之后，更是＂嫉妒＂之极。
　　当然，更客观的原因，还是随着国家的慢慢稳固，多年来的休养生息令民间的财富得到充盈，但因为文帝的＂慷慨＂，却让不断增加的＂养官＂支出，基本军队支出，后宫支出等开始捉襟见肘。
　　你想想看，作为一个皇帝，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居然穷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平民＂，何其可笑，更重要的是，这财政大权被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的感觉，对景帝来说，十分不安之余，更是一种践踏权威的象征。
　　于是，一场＂新钱＂引发的血案就此展开。
　　就像文帝时期，看着被几乎垄断的＂铸币＂，而忍无可忍地收回了民间自由铸币权的政令。
　　景帝试图从根本上断绝屡禁不止的民间铸币风气，于是直接宣布因为要铸造＂新钱＂，所以决定把各封地的＂自然资源＂以税收的形式强制收归国有。
　　＂公司＂结构示意图
　　这一下，各诸侯国不免受到极大的打击，毕竟此前，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就像一个独立于总公司的子公司，而且还是不受＂管教＂的那种，他们不仅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还有＂只＂效忠与自己的高管团队。
　　内部设置几乎和中央一模一样，丞相、九卿，太傅，以及内史和掌管独立军队的中尉，除了丞相要由中央指定之外，其他各种大小官员皆由诸侯王自己决定。
　　于是像吴国这种＂富甲天下＂，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封地，就像一个隐隐无法掌握的＂国中之国＂一样，不管是财力，人力还是物力吴王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最开始景帝只是想用铸＂新钱＂——收回会稽郡、豫章郡这两个铜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吴国根基之郡＂作为借口试探。
　　没想到，这一下的试探，就直接引发了后来长达三个月的＂血案＂——七国之乱。
　　没错，就像吴王的＂忍无可忍＂，亦或有恃无恐一样，他的吴国，本身＂钱、粮、人＂都有，且几乎＂富可敌国＂，所以即便打起战来，他也根本不怕。
　　何况他并不昏庸，反而极富雄才大略，所以他很明白，未来＂削藩＂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此时一旦妥协，有一就有二，现在松口被＂削＂走两个，未来必将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对吴王来说，最好的选择——反叛就势在必行了。
　　毕竟看似可以＂退一步＂的放弃，实则拿走铜矿，就是拿走他的＂财产＂，也是拿走他所有的＂生计＂来源，所以，景帝这招，实际上就是断人财路，如同＂逼他去死＂，叛乱成为避无可避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死结。
　　自此，文帝埋下的炸弹爆炸，诸侯国与中央的＂财路＂之争的烽火被点燃，＂造反＂成为此时诸侯国们的必然的生存选择。
　　而七王之乱的＂真相＂也自此揭开。写在最后：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在我看来，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里埋藏的＂一家之言＂一样，看似不起眼的＂财政问题＂，实则或许就是汉文景时期，七国之乱被引发的＂真相＂，也是一种未来中央高度集权的大势所趋。
　　由此开始，未来千余年的历朝历代无一不是以＂中央集权帝国＂为目标，牢牢抓住＂中央财权＂，开启时至今日仍然实行的＂国有＂政策。
　　参考：《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