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航运业发展迅速，英国对奥斯曼的伊斯兰文明有什么了解？

　　英奥贸易与英国航运业发展
　　海外贸易，尤其长途贸易是推动英国航运业发展和海军建立的重要因素，而海军建设又是海外贸易持续扩张的安全保障。
　　17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海外贸易竞争中的劲敌是荷兰，内战时期英国的海外力量被严重削弱。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决心扩大海军的力量，以便继续保护与奥斯曼的贸易和用武力摧毁荷兰的航运。1640年英国有标准军舰43艘，1650年增加到72艘，1655年英国的标准军舰达到133艘，超过了荷兰的航运水平。
　　克伦威尔还成立了专门的海军委员会，并为部分军舰装备了额外的火炮。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凭借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胜利，1654年双方签订了《威斯敏斯特条约》，荷兰逐步丧失了商业霸权。
　　17世纪下半叶，继续推行鼓励造船业发展的政策，海军力量的增强使英国开始转向对别国海盗活动的，尽管活动遭到了海盗们的反击，但是并没有对英国航运力量造成实质性的打击。随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增强，到1662年，英国相继迫使突尼斯、的黎波里、阿尔及尔等当局与其签署条约，保证对英国船只的豁免权，由英国海军颁发以确定身份的地中海通行证制度由此产生。
　　到17世纪末，英国海军已经拥有323艘战舰、9912门大炮、战舰总排水量达16万吨，海军人数也达到了4.5万人，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外洋军舰总数为156艘，远高于同时期法国的77艘，海上力量的增强是英国扩大在地中海贸易份额的保障和推动力。
　　地中海是第一个，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一个英国船只在对外贸易运输中占很大比重的地区。随着英国与地中海货运量的增加，英国在里窝那这个自1593年就成为自由港的地方建立了商业基地，17世纪里窝那成为了英国在黎凡特贸易的主要中转中心，1655年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里窝那的地位。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北部港口占主导地位，即伊斯坦布尔、士麦那和阿勒颇。
　　1602年，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佩特雷成为了英国在希腊贸易的一个转口港，英国人开始染指威尼斯的醋栗贸易，因为威尼斯在英国与桑特的醋栗贸易中每年可获利30000—40000杜卡特。此外，英国还直接从奥斯曼帝国的莫顿港和科隆港购买橄榄油，而这此前也是威尼斯经手的贸易。
　　英国在奥斯曼帝国贸易的扩张及其在地中海航运方面的发展，不仅是英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表现，也体现了特殊环境的影响以及意大利经济一定程度的衰落。英国商人的到来取代了意大利商人在伊斯坦布尔和阿勒颇地利益，胡椒原来是意大利商人与欧洲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17世纪开始，进入地中海的英国船只上都会装载大量胡椒，1623年一位伦敦商人写了一篇关于将东方商品分销到德国、波兰、意大利甚至威尼斯的文章。
　　1640年，东印度公司在里窝那安排 销售胡椒，到1654年，据估计该公司每年有五分之四的胡椒再出口到奥斯曼、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波兰。有时候运到奥斯曼帝国的胡椒甚至与通过陆路或者亚历山大港运来的胡椒竞争。意大利以前是东方商品转运到西欧的中转站，现在变成了英国运输这些货物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后的主要销售市场。
　　为了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英国人的航海知识和航海技术也有了快速的发展。16世纪末开始，由具有丰富航海知识的学者和海员编写的导航手册越来越流行，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海盗也被提拔为官员，进一步便利了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也推动了英国向其它地区的探索、贸易和殖民。16世纪之前英国对海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到17世纪时，航运已经是英国实现海洋垄断的重要力量。英奥贸易与英国的＂东方视野＂
　　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贸易的发展，英国社会对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英国人逐渐摆脱了十字军东征以来形成的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和敌视，转而在帝国萌芽与形成时期带着自信和优越的眼光看待它。伴随着贸易发展，英国的东方视野逐渐形成。
　　近代早期，欧洲对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被东方的富饶与神秘所吸引，又对东方的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因此，尽管1580年英奥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的恐怖认识并没有随之改变。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提及黎凡特商人，而戏剧受宗教的影响，在公共剧院的舞台上无一例外展现的是的邪恶和他们最终被基督徒打败的场景。最早开始关注文明的应该是贸易公司的职员，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航海日志和贸易日志记录了许多所在国的风土人情，这是后世了解当时两国交往的重要资料。17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踏上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英国社会对伊斯兰文明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英国与奥斯曼联系的加深促使英国开始了解它的历史。1603年，英国出版了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土耳其通史》，1621—1628年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罗伊在《土耳其通史》的基础上完成了《土耳其通史续编》被编入了1631年再版的《土耳其通史》。这本《土耳其通史》是近代早期英国人了解奥斯曼帝国的重要依据，现在看来它对历史的描写并不十分准确，但它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文明认识的一个指标。当时英国的许多历史戏剧也借鉴该书进行剧本创作。
　　当然，戏剧界对奥斯曼帝国的关注要更早一点，1587年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帖木儿大帝》在伦敦上演，这部剧在伦敦引起的潮流， 很多剧作家以奥斯曼帝国为故事背景进行创作，如托马斯·基德创作的《苏莱曼和柏尔赛达》。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囚禁文学＂也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引起了一小股潮流，许多戏剧也此为背景进行创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相关的剧本创作逐渐淡化了单一角色的塑造，不再是虚伪和残暴的象征，戏剧中也不再着重描写对的恐惧，继马洛之后在英国戏剧界大放异彩的无疑是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和《奥赛罗》中都有对角色的刻画，与以往作品相比，人物形象更加丰满。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一股奥斯曼热，这股潮流不再带着崇拜或者恐惧的心态看待奥斯曼帝国，人们对奥斯曼的态度变得自信、从容，以新奇的眼光看待东方。17—18世纪时，两国贸易往来的不断加深，使英国社会对奥斯曼帝国的心态从认为东方是可望不可即的异教强国到触手可及的封建之地，体现了帝国形成之时民族心态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