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是宋朝的特点，也正是这种思想让宋朝被动

　　保守战略与怯播思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国家，一般较少对外具有侵略性，而宋朝尤其典型。海外学者刘子健先生曾指出南北宋之交是中国文化转向内敛的重要时期。
　　但从军事上看，宋朝自从宋初太祖放弃云南、越南等地，尤其是宋太宗在对辽作战失利，将治国重心转向防止所谓＂奸邪＂之上后，宋朝的总体战略已经十分保守，偶尔出现一点振作，也会很快被相反的意见淹没。
　　这种怯懦思维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主动进攻的退缩态度。南宋时期，先是岳飞等人主张恢复，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响应，结果被宋高宗、秦桧等扼杀。此后在他们的操纵下，投降成为主流思想。
　　宋孝宗与张浚、宋宁宗与韩住宵都曾主持过对金恢复作战，但由于准备不足，尤其是整体的偏安思想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等原因，他们的努力只换来失败的结局和投降派的得势，影响所及，更使抗战气氛遭到压抑。
　　以至任何有关复仇之举都被指责为轻举妄动，而得过且过则成为＂老成＂、＂持重＂的表现。史弥远谋杀韩氏后上台，改弦更张，更是畏敌如虎，再也不敢言兵，军政废弛也就日甚一日。金朝灭亡后，蒙古成为宋朝的首敌。
　　虽然蒙古在军力上比较强大，在战略上，宋朝可能必须采取守势。但这并不代表在战役上，从不主动进攻，否则，被动的防守不但使以前所丧失的领土根本无法收回，甚至连本要坚守的地域都无法守住。
　　宋末罗大经曾就守城与主动出击作了一个简短而深刻的说明＂守城必劫寨，刘信叔守顺昌，以数千人摧兀术数十万众，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尔。＂可是，宋臣危棋在进对时，＂论和、战、守利害，而请撷意于守。＂保守派的理由之一是，如果要主动进攻，必须待敌之衅，这所谓＂衅＂，主要是敌国内部矛盾或者是其无理侵犯。
　　当金朝在蒙古攻击下疲于奔命，内部起义风起云涌，金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时，以史弥远为首的南宋朝廷仍然对战争抱着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嘉定八年巧，真德秀在上奏中指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今之议者，大抵以虏存亡为我欣戚，闻危整之报，则冀其非实，得安静之耗，则幸其必然……是犹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
　　他的话，深刻揭露了当时当权官僚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处世态度。其实，正如名臣刘克庄所言＂南渡以来，国家畏虏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虏之新焰，今也畏虏之余威，有可强之势而自贬以趋弱，有可胜之理而预忧其必败。＂
　　即使形势再有利，他们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从历史事实来看，蒙古在这个阶段确实内境不和，宋方谍报正确，朝中士大夫没有任何证据，就轻易断言＂我之间谍，并未尝得其实＂，只能证明这些士大夫得过且过，侥幸无事的心理，他之所以＂不欲明言＂，其实是信口开河，无话可说。
　　而一向被视为主和派的史篙之，尚且能够图谋进取，那些以正统自居的朝臣，却千方百计地无理阻挠，除了恐惧和忌妒，还有什么昵他们所谓＂不宜轻举妄动＂，其实是＂朝廷特借生事之戒，以盖其怯畏之心托待时之说，以便其苟安之意。＂
　　宋方朝臣为自己所找的另一个理由是加强自治。这同样是他们无意进取的遮羞布。真德秀曾指出＂国家南渡，驻桦海隅，何异越栖会稽之日＂本来＂惟当养民抚士，一意复瞥＂，事实却是＂士大夫豢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
　　这种懦弱思想到宋末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议和，竟然连国格与基本常识都弃之不顾。吕文焕投降蒙古后，宋朝虽然颇有削弱，但尚未到不堪一战的地步。但＂朝议方摧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和义郡王，欲赖以求好，师孟益堰赛自肆。＂
　　向降将乞怜示好，最后不但自取其辱，更是让士卒离心，几成千古笑柄元军主帅伯颜进攻杭州，留阿里海涯经略荆湖南北。当忽必烈得知其占领江陵的消息后，＂大燕三日，晓近臣曰‘伯颜东兵，阿里海涯孤军戍鄂，联尝深忧。或荆、蜀连兵，顺流而东，人心未牢，必翻城为内应，根本斯撅，孰谓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闻是，肝胆落矣，而吾东兵可无后虞’。＂
　　事实上，他对江浙朝廷＂肝胆落矣＂的预测是正确的，符合后来事实，不过他对宋朝边帅主动进攻的积极性显然高估了。我们再看看蒙古是如何处理主动进攻的。其实，他们早期很少去寻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直接侵犯。到后来也曾试图为侵宋找出几点理由，虽然强词夺理，但仍然让怯懦的宋朝士人气短。
　　且以忽必烈大举攻宋的借口而论，宋方违约与扣留使者郝经等人是主要因素飞其中，所谓＂鄂州和议＂已经被历史学家证明为子虚乌有，而宋朝之扣留郝经，并非无理之举＂公郝经方喻淮，边将李擅辄潜师侵宋。＂使者刚到，蒙古大军的侵略就就随之而来。宋方当然有理由怀疑其目的，并扣留使者。此前蒙古使者＂王橄由淮西而来，北军踵之。＂亦大致相似。
　　如此对待，宋朝本不必有所愧疚，实乃堂堂之举。而且，在宋朝扣留郝经之前，也曾发生过蒙古扣留宋使的先例。宝枯二年，＂三月壬午，王元善使大元，留七年来归。＂不能只注意宋方的行为，而忽略了蒙古的挑衅。
　　《南村辍耕录》卷称＂世皇下江南檄，枚举贾似道无君之罪。宋国民之不诚服者与其文日‘……藉鄙狠者伴食于庙堂，任反侧者失兵于边缴……满朝皆其私人，用将因其重赂’。＂所述几乎全为宋朝内政，蒙古根本无权干涉，甚至灭人之国。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多数时间里，保守和投降思想更集中在朝廷，边疆将帅相对更为进取。但是，在朝廷保守思想和怯懦思维的束缚之下，边疆将帅很难按照自己的志向和战场形势去追求更大的胜利了。
　　孟琪曾感叹＂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可伸矣＂，余阶也是＂意气豪雄，而志不可信＂。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心理的对抗。一般情况下，要敢于胜利，至少要敢于战斗。即使对手实力强大，几乎没有取胜可能，也可以拼命一搏。
　　当以鱼死网破的精神去战斗时，勇气也能产生力量，同时打击对手的精神和士气。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就是敢于战斗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以将帅为主的。如果他们能够不畏困难，则普通士兵不会畏畏缩缩如果他们心中害怕，则不能指望士兵能奋起杀敌。前期主要将帅大多表现出了坚定的抗战信念。
　　真德秀说＂蠢兹女真，秽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贯盈，天命剿之。则九庙神灵所当慰安，八陵兆域所当省渴。偷安不振，是以弱示敌抚机不发，是以权予敌，此陛下之本心也。＂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先是北向出击，收复了大片被金朝侵占多年的河南领土。
　　后来又应蒙古之约，向蔡州进兵，联蒙灭金，多少洗刷了靖康奇耻，应该是南宋历史上有数的军事成功。直接施行此事的前方统帅即史篙之、孟琪诸人，他们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宋朝偏安以来的士气，扫荡了弥漫朝野的惰性和懦性。
　　在灭金之战中，宋军将士表现出的战斗信心也是可圈可点的。在面对作困兽之斗的金军，孟琪率领的宋军然勇往直前，没有依赖和等待蒙古的支援。年＂十一月，孟琪兵先薄蔡州城下，时勒粗国兵未至，琪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
　　开庆元年迎难而上，终结合州。在蒙古军队大兵压境之时，边疆将帅多数没有退缩，而是＂守合州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厉＂，其他应援将帅也是前赴后继，鄂州、潭州之围。
　　他们不但自己身先士卒，以坚定的抗战决心作为士兵的表率，也注重培养部队的士气。一方面以褒奖和赏赐来激励部队向前的勇气，另一方面以贬斥和惩罚来惩诫部队军士的怯懦。除了对勇敢者予以物质、地位等方面的奖赏之外，还有对生者的、对死者的褒奖。这种荣誉性的褒奖，对古代人来说，可能是比实物更值得珍视的。
　　很多人牺牲生命，或者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不过是为了这种荣誉。刘整在率领少量精兵夜袭敌营后，孟琪赞赏他是＂赛存孝＂，这对于一个以勇敢为最高精神的武将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而对死者的褒奖可以激励人们去为某种目的献身，提倡一种高尚的社会精神。士兵本来意味着极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没有极大的勇气，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畏缩胆怯，是不可能完成战争任务的。
　　孟琪等人一直重视那些为了国家而献身的英雄，如岳州的憨忠庙，就是＂宋淳枯间，孟琪建，以祀荆襄死事之臣。＂这不但是对故去的英雄的告慰，同时也是对为国牺牲精神的提倡，对当下部队的暗示。然而，在军队里，也不能杜绝懦弱之辈，对他们的放任，使为国死难者与苟且偷生者得到相似待遇，会直接拖垮军队的整体精神。
　　对这些借故退缩者予以惩罚，正是与对勇敢者奖励相配套的另一方面，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和议主张者恐怕非秦桧莫属了。但在嘉定元年，秦桧竟然被覆王爵、赠溢，重享殊荣。这是当时的主和派宰臣史弥远所为，含有取媚于金的意思。二十多年后，＂宋将孟琪灭金，捷回金陵，命军士屎溺秦桧墓上＂，结果，＂六军泪秽积如山，千古行人呼粪家。＂
　　孟琪以这种行为，不但表达了对投降者的的义愤，也隐含着对士兵的告诫。只不过，边疆将帅的抗战行为和决心，经常受到各种掣肘和打击。较早时期，赵氏兄弟主持的＂端平入洛＂遭到惨败，给投降主义者新的口实。
　　其实，对于宋蒙之间来说，本不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对方早已对宋无端发动多次侵略，宋方要取得战争的有利态势，积极的主动进攻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应该在战略防御中渗入战役性的攻击。端平入洛错误在于时机等的选择、战场指挥、战役协同等方法方式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动。也就是说，是否应该和可以主动攻击敌人是一个问题，而在何时何地由何人以何种方式发动攻击是另一个问题。
　　宋遗民周密就以为＂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椒扰之际，乘机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翁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他此后大部分时间仍在前线，积极领导和参与对蒙古的抵抗和反击。赵葵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己＂，后世史臣赞叹道＂及其筋力既老，而卫国之志不衰，亦日壮哉＂不幸在当时遭到贾似道的打击。
　　而当初赵氏兄弟入洛时，压力就更大了。他们的恢复举措，不仅受到百端沮挠，甚至于有人冀望其败，使他们的抗战信念难以变成战争的胜利果实。南宋初张浚北伐时，也有类似情况，＂朝廷诸公不能，得公用兵，幸其败，以为口实。＂
　　河南正与孟琪所管辖京湖地区相连，而且孟琪曾出兵收复息、蔡等河南境土，还派兵入河南境内烧毁蒙古军储，可以说是屡次＂兴师＂了，所以理宗需要他＂谨守封疆＂。
　　但是，如果永不＂先事首戎＂，宋朝只有坐等侵略，中原恢复更不可能，宋朝的＂祖宗赤子＂要从金朝的＂祖宗赤子＂变成蒙古的＂祖宗赤子＂了。余珍在四川大更弊政之后，图谋收复兴元，但未能成功，结果有人污蔑他＂以汉中败绩归，羞愧饮药而死。＂而事实上，余阶此战虽未达成收复兴元之目的，却非＂败绩而归＂。
　　大致看来，对战争持保守态度的人多在朝廷，而边帅相对较为积极进取。宋末，虽然有李庭芝、文天祥、张压等人在苦苦支撑，但朝中求和妥协的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使将帅群体原有的坚定的抗战信念和决心，受到严重打击，部分将帅开始首鼠两端，畏首畏尾，未上战场，己怀苟且之心，甚至有降敌之意，取得战场胜利越来越难。
　　在襄阳还在为宋朝坚守时，汪立信就指出＂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朝廷宜反之，＂后来陈奕果然投降。而汪立信本人，在咸淳十年受任沿江制置使后，声言＂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显然也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丁家洲一战之前，宋军本来在兵力等方面占有优势，但主帅贾似道、夏贵等人未战先怯，贾预先做好迁都打算，还动用军队带上无数家私，显然是为逃跑所做的准备。
　　贾氏未战先请和，乞求纳币称臣，完全是不愿战、不敢战的心理。而贾、夏二人议论宋历的行为，可以说在心理上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表现出对战争的绝望。古人一般会被要求承认本朝＂万世长存＂，而宋朝至此时正好将近三百二十年，二人此意，必然认为宋朝已无支持可能。同时，贾氏一闻失利消息，即仓皇失措，见于辞色，也表现出他对战争的恐惧。但是，同一个贾似道，此前并不如此怯懦。
　　虽然他日后死得并不＂光明俊伟＂，但此时似乎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从降敌以及死节将帅数量同样可以得到相似结论，综合表一和表二可知，前期没有一人投敌，如果归结为战争不激烈的原因的话，却又有位牺牲而后期有位死节，降敌人数却达到人，几占期间全部将帅数目的一半。
　　从二者的比例对比关系，也可知放弃战争成了后期很多将帅的共同心态，而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则是前期多数将帅的共同信念。南宋之所以能抗蒙半个世纪，但最终仍不免覆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流行在南宋的思想，有佛教、道教和后来居上的理学等，相对来说，它们都有较强的理论性，那么，它们是否对边疆将帅产生影响如果有，又是如何影响的将帅们对它们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佛教到宋朝，虽然没有产生更为精深的理论，但对社会的影响却较以前更为广泛和深刻。其影响已不仅仅限于文官，而是渗透到各个阶层。孟琪对佛教就是十分投入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附志》就记载有＂《无庵法语》一卷，右孟少保琪与公安僧法东往复之语也＂。而《孟少保神道碑》说他＂喜禅学，与名钠游，自号无庵居士＂。
　　其实，此时的许多达官要人都寄情佛教与山水之间。如淳枯七年，郑清之再拜右相时，他＂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归。＂这多少反映出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努力追求心灵超脱与生活平静的愿望。如果联想宋朝的特殊情况，事情又不是这么简单。
　　个性、心态与礼佛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豪放如余阶也是颇有此心，他在入蜀前，曾对理宗表露心迹，称＂愿假十年，手挚四蜀之地，还之朝廷，然后归老山林，臣之愿也＂。可以推测，孟氏礼佛更可能在借礼佛以示恬淡。
　　将时间稍往前溯，则岳飞与佛教的结缘，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亦曾对高宗表示解甲归田之意，与庐山僧人交往颇密，并曾经在事实上遁入过寺院。而韩世忠的行为就更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谓逃禅入佛，很可能是逃避猜忌＂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权位并不留恋，是宋代比较有能力的武将的一种选择。正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才更可能受到猜忌。
　　同时，放情佛教自有修身养性的一面，它强调清心寡欲，可对当时比较盛行的贪婪之风进行一种自我矫正。孟氏在军旅之余，＂退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声色，绝滋味＂，至少可以在贪浊的风气之中独善其身，不致因自己私德而影响军队凝聚力。他＂淡泊灰稿，视声色货利如嚼蜡＂，虽然不一定完全得归因于佛教的结果，但这些行为与佛教的联系却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宋朝武将之贪，亦是时势之必然，尤其是在南宋的特殊时期，比较有名望的将领，更是不能、不敢免俗。朝廷几乎是在默许甚至怂恿将帅贪财。而岳飞之最终受害，很多人也认为是他人格过于完美，对当权者产生了压力所致。
　　如果既不愿向贪鄙行为看齐，以致自己和国家都受损害，也不能过于矫矫不群，使自己不容于当世，逃禅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余阶因为＂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其死与此有莫大的关联。
　　而赵葵被称赏为＂能知几勇退，不激不汗，可谓善保功名者矣。＂可见，对有才能的将帅来说，勇退是一种需要，而遁入佛教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也正是勇退，至少是表现出勇退。但更多情况下，孟琪还是对佛教持一种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我们注意到他与佛教的几次结缘，基本上都有某种利益驱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