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如何从抵制运动转变成民族革命运动的？

　　激进派把运动的突然到来看做是争取实现独立目标的好机会。运动开始不久，提拉克就在《狮报》上提出一个＂四点纲领＂，要求国大党采纳，以之指导运动。＂四点纲领＂即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制和民族教育。
　　他强调说，这四者地位中司瓦拉吉是目的，其他三项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关于抵制，他说抵制固然是为了迫使英国当局撤销分割法，但印度人受歧视、受压迫并不仅仅表现为分割孟加拉。印度人民只要仍处在英国统治下，撤销这个法令还会有另一个法令出现。
　　＂四点纲领＂
　　1906年，不顾国大党领导层的反对，激进派利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四点纲领＂。他们的打算是，只要这个纲领在群众中生根，就会在国大党内开花结果。这年，孟加拉流行大量反英传单和小册子。
　　一份题为《谁是我们的国王》的传单在历数英国殖民者罪行后说：＂他们吸吮我们的血，他们靠榨取我们的金钱而脑满肠肥。为什么我们应该服从这些邪恶的统治者＂？＂现在我们要站起来，我们必须管理自己的国家。＂
　　另一份标题叫《金色的孟加拉》的传单，号召孟加拉人民不分宗教，团结奋起，＂把外国老爷们从城乡赶走，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年，奥若宾多·高士从巴罗达土邦来到孟加拉，他主编《向祖国致敬报》，把它变成宣传＂四点纲领＂的最坚强的阵地。奥·高士着重强调，没有司瓦拉吉，民族的一切都没有保障。
　　工人运动
　　1905年运动兴起后，激进派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发动工农，以扩大运动的范围。在激进派力量较强大的大城市，如孟买、浦那、加尔各答、阿迈达巴德等，派出了大量工作者到工厂鼓动。
　　这些工作者深入工棚，散发传单，召开秘密会议，在工人集会中讲话，指出工人改善地位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司瓦拉吉。如契·皮莱在梯涅维里工人集会上说，工人受压迫是因为英国统治限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司瓦拉吉，才能改善工人地位＂。
　　激进派发动工人的工作不久就取得显著成效。1905年前，工人的罢工完全是经济斗争。从1906年起，罢工开始带有反殖政治斗争内容。
　　对农民的发动工作弱一些，也做相当努力。1905年在加、马施拉有些，经＂的人演农村市场上的英国货受到抵制，销售不出，农民普遍要求供应国货。英国报刊报道，孟加拉的抵制运动已扩展到＂遥远的乡村＂。
　　工人农民一定程度的发动扩大了运动规模，他们把自己的阶级要求和斗争方式带到运动中来，为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加强了运动的战斗性。工农的发动还使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壮大了运动的左翼。
　　国大党议会
　　由于激进派的努力，1906年，要求司瓦拉吉已成为普遍呼声。激进派还提名提拉克为国大党1906年年会主席候选人，显然是要夺取国大党领导权。国大党领导层鉴于提拉克威望甚高，无法阻挡，只得请在英国的国大党元老瑙罗吉前来压阵。瑙罗吉被一致选举为1906年年会主席。然而这位元老也不能不反映新气候。
　　20世纪初的形势发展和他多年的斗争实践已使他得出结论：英国殖民统治是印度的＂主要祸害＂，＂自治是把印度从灾难和错误中拯救出来的惟—道路。＂
　　他在年会上发表的主席讲话中说，印度人民的要求整个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自治或司瓦拉吉。＂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终于前进一步，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通过了司瓦德西、抵制和民族教育等项决议。这意味着国大党领导层终于接受了＂四点纲领＂。
　　随着运动的发展，实现司瓦拉吉采取什么道路成了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提拉克此前曾反复考虑在印度实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对这种可能性原则上不应排斥，但现实没有条件实行，因为人民还没有组织，没有武装，没有团结起来。
　　抵制和司瓦德西运动的开展使他受到启示。在充分考虑了印度现实条件后，1905年末，他提出了消极抵抗道路的主张。消极抵抗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即：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所以能对这个有三亿人口的大国实行统治，是由于得到印度人的协助。
　　如果印度人都起来说＂不＂，英国统治就会垮台。提拉克说：＂我们将拒绝用印度人的鲜血和金钱协助他们在印度境内外作战，拒绝协助他们维持治安，将建立自己的法庭，当时机到来时，将拒绝纳税＂，只要大家一致行动，通过消极抵抗，就能＂造成使英国官僚统治成为不可能的条件＂。他要求人民准备人狱，准备受苦。
　　这一思想提出后，激进派即广为宣传，并努力把正在开展的抵制运动变为实现消极抵抗的开端。在宣传中，一些领导人又做了自己的发挥。如比·帕尔提出，消极抵抗应包括放弃一切公职和称号，抵制国家机关、法庭、国立学校，还主张建立平行的国家机关。
　　他说：＂否定性的工作要做，积极训练也要做。我们的纲领还应包括建立人民的权力机关，它应独立于现存的政权机关，和它平行地开展活动。＂奥若宾多·高士的发挥更富有创造性。他提出了消极抵抗可以转变为武装抵抗的论点。抵制英货
　　1906—1907年抵制英货发展到高峰，司瓦德西呼声回响全印。在许多城市，堆积如山的英国纺织品和烟、糖、盐被当众焚烧。熊熊烈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冲向天空。
　　抵制运动也扩大到教育领域，出现了抵制公立学校，兴办民族教育的热潮。1906年孟加拉建立了包括文、理、工科的民族学院，作为建立大学的第一步。还建立了一所民族技术学院，培养兴办实业的技术人才。到1908年，孟加拉建立的民族中学有53所。工农斗争
　　1907年，工农群众的斗争加强。在旁遮普，拉·拉伊、阿·辛格号召农民抗税，得到热烈响应。农民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参加抵制和集会。阿·辛格因势利导，在拉瓦尔品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印度士兵、政府职员团结起来，抵制殖民政权，实现司瓦拉吉目标。
　　殖民当局图谋迫害阿·辛格等，5月1日拉瓦尔品第的群众举行抗议示威，有3000人参加，包括铁路工人、学生、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当警察用大头棒驱散游行队伍时，示威群众以棍棒、石头自卫，几乎发展成武装起义。在加尔各答，1907年9—10月，为抗议当局逮捕比·帕尔，接连举行集会示威。
　　10月2日的示威演变成和警察的街垒战。冲突持续到第二天，市内交通中断，不少警察反戈，加入群众行列。当局动用军队，才被群众的反抗镇压下去。
　　1905年开始的这场斗争，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参与，这就是秘密革命组织的大量出现。秘密革命组织主要由国大党外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以发动武装斗争推翻殖民统治为目标。19世纪末这种组织就已出现，但大量涌现和展开活动是在这场斗争高潮中。
　　形势的发展不但使统治者感到惊慌，也使国大党领导人忐忑不安。1906年自由党在英国执政，为瓦解运动，宣布打算在印度实行立法会议的新的改革。在这紧要关头，国大党领导人不愿再前进了，便趁势抓住这个伸过来的橄榄枝，谋求与当局妥协。
　　1907年，苏·班纳吉和国大党另一领导人郭克雷分别在印度和英国会见英国上层，答应停止运动以便改革能够实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07年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利用当时偶然发生的争执，制造分裂，把激进派排除出国大党，自己退出了运动殖民当局自运动开始就把主要矛头指向激进派和秘密革命组织。
　　在国大党还保持统一的时候，他们使用镇压手段还不能不有所顾虑，国大党分裂后，便肆无忌惮地对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奥·高士、比·帕尔、契·皮莱等一大批激进派领导人被捕，革命报刊被查禁。这种疯狂镇压导致秘密革命组织走上个人恐怖道路。
　　1908年后，暗杀殖民政权官员、法官、警官的事件接连不断。但这只能为当局进一步镇压提供口实和线索。秘密革命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其成员大批被送上绞刑架，或流放，或终身监禁。1908年7月当局最后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提拉克并判6年监禁。工人罢工
　　孟买工人做了最后努力来挽救局势。7月23—29日，10万工人举行6天政治总罢工，作为对当局对提拉克判刑的回答。这一壮举是1905—1908年斗争高潮的最高点，也是运动的终结点。
　　1905—1908年运动失败首先是因为印度资产阶级此时还没有革命的要求，在被汹涌的大潮推着前进时，始终三心二意，顾虑重重，唯恐运动深入会引起英国报复，有碍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对抵制和司瓦德西热情较高，从中得到经济实惠后就心满意足，不想再有更高要求。运动的失败也因为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
　　在印度，由于资产阶级经济上有相当实力，政治上控制国大党，小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依附于资产阶级。由于认识这一点，激进派从来没有想到独立领导运动，即便不得已起来争夺领导权时，也仍然希望拉着资产阶级一同领导。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可以在一定阶段充当革命的先锋队，但要领导运动取得胜利是很少可能的。
　　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但在印度民族运动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标志着印度民族的觉醒，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工农群众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旗帜下奋起斗争，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把印度民族运动由争取改良阶段推进到革命阶段，开辟了民族革命的历史新时期；激进派从斗争纲领到斗争方式上都有很多创新，对后来甘地领导的斗争有很大影响。
　　它还给民族工商业以直接而有力的推动，开创了以民族运动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先河。这场斗争在亚洲民族运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构成了20世纪初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法出台
　　在镇压了运动之后，1909年5月，殖民当局向温和派许诺的立法会议改革法出台。它规定扩大中央立法会议和省立法会议规模并增加民选成员比例。为挑动宗教冲突和分裂民族力量，这个法案第一次为穆斯林设立了单独选举区。
　　改革远不能消除小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的反英情绪。秘密革命组织的暗杀活动有增无减，当局一再颁布高压法令，仍无力制止。
　　1911年英国上层不得不采取新的抚慰措施：这年英王乔治五世访印，在古都德里举行觐见大典，宣布撤销东、西孟加拉省建制，改为建立三个行省，即孟加拉省、比哈尔省和奥里萨省。还宣布把英属印度的首都由加尔各答迁到德里。
　　前者实际上是撤销孟加拉分割法令，是为了消除激起不满的热点；后者是为了造成一种尊重印度传统的表象，以取得印度人特别是穆斯林的好感。
　　国大党上层对英王无限感激。秘密革命组织则不为所惑。1912年当总督的迁都队伍列鼓号齐鸣进入德里时，秘密革命组织成员的一颗炸弹使他身负重伤。这就是他们对殖民当局新策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