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是真的吗？

　　胡惟庸是以＂ 谋危社稷＂即谋反的罪名被杀的。 此案前后延续十几年, 共计诛杀三万多人, 对明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胡惟庸党案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 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了解胡案的真相, 还得从胡惟庸其人说起。
　　胡惟庸( ? —1380) , 定远人, 是朱元璋打天下时依靠的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 他＂ 为人雄爽有大略, 而阴刻险鸷, 众多畏之＂(《 献征录》卷11王世贞《 胡惟庸》) 。
　　早年曾在元朝做过小官, 龙凤元年( 1355)在和州投奔朱元璋, 任元帅府奏差, 寻转宣使, 除宁国主簿, 进知县, 迁吉安通判, 擢湖广佥事。 他给大同乡、 左相国李善长送了300两黄金, 于吴元年( 1367) 被召任太常少卿, 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卿, 成为一名中央机构的官员。
　　洪武三年( 1370) 正月, 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 跨进了权力中枢的门坎。当时的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 是朱元璋的大同乡, 而且投奔朱元璋较早,＂ 涉历艰险, 勤劳簿书＂。 朱元璋说:＂ 我既为家主, 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 ＂但他毕竟＂ 无宰相才＂( 刘辰《 国初事迹》) , 朱元璋不很满意, 一度想换相, 并提出杨宪、 汪广洋、 胡惟庸三个人选, 找谋士刘基商量。 刘基说杨宪＂ 有相才无相器＂, 汪广洋＂ 此褊浅, 观其人可知＂, 胡惟庸＂ 此小犊, 将偾辕而破犁矣＂(《 诚意伯文集》卷1黄柏生《 诚意伯刘公行状》) , 朱元璋只好作罢。 洪武四年正月, 李善长因病退休, 右丞相徐达正以大将军身份备边北平, 不与省事, 朱元璋遂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右丞。
　　洪武六年, 汪广洋因整天喝酒,＂ 浮沉守位＂,＂ 无所建白＂, 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丞相人选, 胡惟庸以右丞身份独专中书省事。 他使尽浑身解数, 极力逢迎巴结朱元璋, ＂ 晨朝举止便辟, 即上所问, 能强记专对, 少所遗, 上遂大幸爱之＂( 王世贞《 胡惟庸》) , 于当年七 月被升为右丞相, 洪武十 年九月又升为左丞相。
　　随着权势的扩张, 胡惟庸结党营私, 排斥异己。 胡惟庸的乡土观念极重, 他本来就是利用乡土关系给李善长行贿而由外放调任京官的。洪武初年, 当他风闻朱元璋准备换相, 以山西阳曲人、 御史中丞杨宪代之, 即对李善长说:＂ 杨宪为相, 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 国初事迹》) 独断省事乃至任相之后, 更利用乡土关系巴结拉拢淮西将臣。 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 同李善长结成亲戚, 还力图与另一大同乡徐达结好。
　　徐达鄙薄他的为人, 未予理睬, 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 使为间以图达＂。 这个看门人向徐达告发,＂ 达亦不问, 惟时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 过委必败＂(《 献征录》卷5黄金《 魏国公徐公达》) 。 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 受到朱元璋的惩处, 胡惟庸更乘机拉拢, 结为死党。 如濠人、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 擅用驿马, 被罚到山西代县捕盗; 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 沉溺酒色,被罚到西北招降蒙古, 又无功劳, 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切责, 胡惟庸＂ 阴以权利胁诱二人, 二人素戆勇, 见惟庸用事, 密相往来＂(《 明史· 胡惟庸传》) 。
　　对于非淮西人, 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斥、 打击。 任中书参政后, 他和其他淮西勋贵都一致站在李善长一边, 合力排挤杨宪。 杨宪在洪武二年九月调任中书省右丞, 七月升为左丞, 至洪武三年七月终于被李善长攻倒而伏诛。 李善长退休后, 胡惟庸又把矛头指向浙东名士刘基。刘基反对营建中都, 自然引起一心梦想衣锦还乡的淮西勋贵的不满。后来, 他又对朱元璋说过杨宪、 汪广洋和胡惟庸都不堪任相, 更激起胡惟庸的仇恨。 此前, 刘基曾得罪过李善长, 被李善长进谗而回老家闲住一段时间。 他自知在淮西勋贵当权的朝廷难以立足，所以当朱元璋想让他任相时, 坚决推辞, 并自请告老还乡。
　　即使这样, 胡惟庸仍不放过,＂ 挟前憾, 使吏讦基＂, 诬告他看中有王气的谈洋想作自己的墓地, 因＂ 请立巡检逐民＂(《 明史· 刘基传》) , 使之被革掉岁禄, 入京请罪, 不敢再回老家。 后来, 胡惟庸为相, 刘基忧愤成疾, 朱元璋命胡惟庸派医生去看, 胡惟庸竟派医生毒死了刘基。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廷试第一, 授吏部员外郎, 与修《 大明日历》。
　　胡惟庸派人拉拢, 吴伯宗不肯俯就, 他就找个罪名把吴伯宗贬到凤阳。 后来吴伯宗上书论时政,＂ 因言惟庸专恣不法, 不宜独任, 久之必为国患＂(《 明太祖实录》卷109) , 才被朱元璋召回。胡惟庸还大肆贪污受贿。 当年他拿出300两黄金给李善长行贿, 说明他外放做地方官时并不清廉。 独专中书省事后, 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官吏和失职的功臣武夫纷纷投奔胡惟庸, 争相给他送金帛、名马、 玩好, 多至＂ 不可胜数＂。
　　后来胡惟庸案发后, 有人告发他＂ 赃贪淫乱, 甚非寡欲＂, 说＂ 前犯罪人某被迁, 将起, 其左相犹取本人山水图一轴, 名曰夏珪《 长江万里图》＂, 朱元璋命人查验, 果然在胡惟庸的赃物中找到了这幅《 长江万里图》(《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16《 跋夏珪〈 长江万里图〉 》) 。胡惟庸独相数年, 利用乡土关系拉拢淮西勋旧, 和他的门下故旧僚佐, 结成一个小帮派, 仗恃李善长的支持, 骄横跋扈, 专恣擅权,＂ 生杀黜陟, 或不奏径行。 内外诸事上封事, 必先取阅, 害己者则匿不以闻＂ (《 明史· 胡惟庸传》) , 甚至＂ 僭用黄罗帐幔, 饰以金龙凤文＂(《 明太祖实录》卷243) , 政治野心已膨胀到了极点。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 显然已突破当时礼法制度所许可的底线, 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 他的末日, 很快也就到来了。胡惟庸党案的爆发和延续朱元璋原先也有极为浓厚的乡土观念, 他不仅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天下, 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 故而有中都的营建。 但是洪武八年中都营建工匠＂ 厌镇＂事件发生后, 他即决定抛弃乡土观念, 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
　　与此同时, 随着自己逐渐坐稳了龙椅,朱元璋开始思谋改革国家机构, 以便扩张皇权, 强化专制集权,＂ 躬览庶政＂。洪武九年六月, 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 改置布政司、 都司和按察司, 将地方的行政、 军政和司法大权集中到中央, 中书省的权限因而扩大, 相权与君权的矛盾更加突出。 接着, 他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 当年闰九月, 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 惟李伯升、 王溥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 明太祖实录》卷109) 。
　　这样, 中书省只留下右丞相胡惟庸和右丞丁玉, 而丁玉已在当年正月率师至延安防边, 到七月才返回京师, 中书省实际上只留胡惟庸一人在唱独角戏。 第二年五月, 又令李善长与亲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 凡中书省、 都督府、 御史台悉总之, 议事允当, 然后奏闻行之＂( 同上, 卷112) 。 六月,＂ 诏军民言事者, 实封达御前＂, 又＂ 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 明史》卷2《 太祖纪》) 。 九月, 提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命汪广洋为右丞相, 又将丁玉调任御史大夫, 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 洪武十一年三月, 更＂ 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同上) , 彻底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及地方诸司的联系, 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
　　下一步,便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撤销中书省, 以便独揽大权,＂ 躬览庶政＂了。 为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 洪武十二年七月, 朱元璋还将李文忠从陕西调回京师, 提督大都府事, 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胡惟庸眼看自己的权势受到抑制和削弱, 深感焦虑和不安。 他知道, 如果中书省被撤销, 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 于是, 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谋划谋反。 陈宁是湖广茶陵人, 元末做过镇江小吏, 后投奔朱元璋, 累官至中书参政, 洪武三年坐事出知苏州。 此人有才气, 但性特严酷,＂ 尝烧铁烙人肌肤＂, 人称＂ 陈烙铁＂。 经胡惟庸的保荐, 调任御史中丞, 寻升右御史大夫、 左御史大夫。 ＂ 及居宪台, 盖务威严＂, 曾受到朱元璋的切责。 其子陈孟麟几次劝谏, 陈宁竟将他活活捶死。
　　朱元璋说:＂ 宁于其子如此, 奚有于君父耶! ＂陈宁闻听此言, 惶恐不安,＂ 遂与惟庸通谋＂(《 明史· 陈宁传》) , 并拉了同在御史台共事的涂节入伙。 胡惟庸与陈宁曾在中书省偷阅＂ 天下军马籍＂。 他还在家中宴请陆仲亨和费聚, 至酒酣时屏退左右,＂ 告以己意, 且令其在外辑军马以俟＂。 他又拉拢同乡毛麒之子、 都督佥事毛骧, 令其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为心膂, 说:＂ 吾有用尔也! ＂接着, 又叫兄婿李佑之父、 李善长之弟、 太仆寺丞李存义, 去拉拢李善长。
　　不久, 胡惟庸的儿子在市街上策马狂奔, 撞到一辆大车上, 身受重伤, 不治而亡。 胡惟庸不分青红皂白, 一怒之下杀了马车夫。 朱元璋大怒, 要他偿命, 但并未将他逮捕。 胡惟庸即刻派人＂ 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明太祖实录》卷129) , 准备起事谋反。胡惟庸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料, 洪武十二年九月, 占城使臣入明朝贡, 中书省未及时报告朱元璋, 被宦官告了一状。 朱元璋怒责中书省臣, 胡惟庸与汪广洋委过于礼部, 礼部又委过于中书省, 双方互相推卸责任。 朱元璋于是＂ 尽囚诸臣, 穷诘主者＂。
　　十二月, 涂节揭发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 并说＂ 广洋宜知状＂。 朱元璋审问汪广洋, 汪广洋矢口否认, 被贬往海南。 途中舟次太平, 朱元璋又追究其早年当江西参政时曲庇朱文正、 在中书省时又不揭发杨宪的罪责, 赐敕诛之。 汪广洋被杀后, 他的小妾跟着自杀。 朱元璋查明此妾是被籍没入官的陈姓知县的女儿, 按规定只能给功臣( 即武将) 之家而不能给文臣, 又下令严加追查。 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属官全被捉进大牢, 严刑拷打, 逼取口供。第二年正月, 涂节窥伺朱元璋的旨意, 料想胡惟庸必死无疑, 便告发胡惟庸与陈宁阴谋造反之事。 差不多与此同时, 被贬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 也做了类似的揭发。
　　经过一番审讯, 下令将胡惟庸和陈宁处死。 廷臣认为＂ 节本预谋, 见事不成, 始上变告, 不可不诛＂(《 明史· 胡惟庸传》) , 乃下令＂ 并诛节, 馀党皆连坐＂, 并宣布胡惟庸的罪状是:＂ 窃持国柄, 枉法诬贤, 操不轨之心, 肆奸欺之蔽, 嘉言结于众舌, 朋比逞于群邪, 蠹害政治, 谋危社稷。 ＂(《 明太祖实录》卷129) 接着, 朱元璋下令撤销中书省, 废除丞相, 由自己直接管理国家大事。
　　从此,＂ 勋臣不与政事＂(《 明史· 郭英传》) , 淮西勋贵除继续领兵作战外, 一般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此后, 朱元璋就以胡案为武器, 抓住一些大臣的违法事件, 搞扩大化, 对淮西勋贵及其子弟展开大规模的诛杀。 他采取捕风捉影的手段,不断扩大胡惟庸的罪状。 当时, 由于倭寇问题与日本交涉未果, 明廷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洪武十九年十月, 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为私通日本, 说胡惟庸曾与明州卫指挥林贤密谋, 授意林贤犯法, 将其贬往日本。 三年后, 再将其取回, 乘机借日本精兵400名, 藏在日本贡使如瑶的贡舶之内, 借朝贡之名, 入明助胡惟庸作乱。 于是又先后将一批心怀怨望、 骄横跋扈、 可能对皇权构成 威胁的文武 官员, 都牵连进胡案, 处以死刑。
　　对江南地区的许多豪强势族, 也乘机加以诛连, 杀了不少人。 洪武年间, 蒙古为明朝劲敌。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 朱元璋又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为私通蒙古, 说胡惟庸当初准备谋反时, 曾私派封绩前往漠北, 带信给北元,＂ 着发兵扰边＂(《 昭示奸党录》, 转引自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卷104《太祖实录辨证》) 。 后来, 胡惟庸案发, 封绩不敢回来。 洪武二十一年, 蓝玉北征, 在捕鱼儿海( 今贝尔湖) 将其俘获， 押解回国。 但李善长又加以包庇,＂匿不以闻＂， 直到此时才被揭发出来。
　　而在此前一个月, 朱元璋曾审讯因犯罪应徙边的李善长私亲丁斌, 丁斌供出李善长之兄李存义往时交结胡惟庸之事。 朱元璋下令逮捕李存义父子, 他们又招供说胡惟庸几次派人或亲自劝说李善长助其谋反,李善长虽＂ 惊不许, 然颇心动＂, 最后表示:＂ 吾老矣。 吾死, 汝 等自为之。 ＂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 也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 通赂遗, 交私语＂。 朱元璋于是又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为串通李善长谋反, 并给李善长扣上＂ 知谋逆不举发, 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 将李善长赐死, 杀其妻女弟侄七十馀口(《 明史· 李善长传》) 。 陆仲亨、 唐胜宗及费聚等同时坐胡案被杀。
　　胡惟庸党案前后延续十几年, 先后诛杀了三万多人, 其中公侯一级的就有22人。 一案株连如此之广, 自然要引起臣民的怀疑和议论。 为了让人知道胡惟庸等人的＂ 罪状＂, 朱元璋特地将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集为《 昭示奸党三录》, 予以公布。胡案并不全是冤假错案由于朱元璋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 胡案事发后, 时人大多不敢加以记载。 而辑录案犯供状的《 昭示奸党录》后来又佚失不存, 仅在个别史著如钱谦益的《 太祖实录辨证》中抄录了个别段落, 难以窥其全貌。
　　时过境迁之后, 史实的真相已被淹没, 许多史家只能根据某些史书一鳞半爪的记载, 加上自己的揣测, 来加以叙述。 于是便出现了歧疑迭出、 真假混淆的诸多记述, 令人莫衷一是。 比如, 雷礼在《 国朝列卿记》卷1《 胡惟庸传》中引《 国琛集》的记载云:＂ 太监云奇南粤人。 守西华门,迩胡惟庸第, 刺知其逆谋。 胡诳言所居井涌醴泉, 请太祖往视。 銮舆西出, 云虑必与祸, 急走冲跸, 勒马衔言状。气方勃崪, 舌駃不能达。 太祖怒其犯跸, 左右挝捶乱下, 云垂毙, 右臂将折, 忧奋指贼臣第。 太祖乃悟, 登城眺顾, 见其壮士披甲伏屏帷间数匝, 亟返棕殿, 罪人就擒。＂将胡惟庸罪行的揭发归功于所谓云奇告变, 与《明史》所记涂节、商暠告变迥异。
　　因此, 明清以来有不少史学家不断搜集史料, 排比考订, 力图探明史实的真相。 其中, 考订最力、 影响最大的, 当属吴晗1934年6月发表在《 燕京学报》第15期的《 胡惟庸党案考》。《 胡惟庸党案考》一文, 通过细致的考订, 指出所谓云奇告变、 如瑶贡舶、 封绩使元以及胡惟庸勾结李善长通倭欸虏诸事纯系向壁虚构,可谓确论。 但吴晗的翻案有点过头, 连胡惟庸被捕之前的谋反罪行也一概否定, 有的学者更进而认定＂ 胡惟庸谋反的故事是编造的＂( 吕景琳《 洪武皇帝大传》,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361页) , 这却是令人难以赞同的。
　　吴晗在《 胡惟庸党案考》中, 先是否定促成胡惟庸决心起事谋反的动机。 他举出史籍关于胡惟庸案发前决心谋反的两种记载, 一是《 明史· 胡惟庸传》:＂ 会惟庸子驰马于市, 堕死车下, 惟庸杀挽车者。 帝怒,命偿其死。 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 不许。 惟庸惧, 乃与御史大夫陈宁、 中丞涂节等谋起事, 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一是《 献征录》卷11所录王世贞撰《 胡惟庸》:＂ 会其家人为奸利事, 道关榜辱关吏。 吏奏之, 上怒,杀家人, 切责, 丞相谢不知乃己。 又以中书违慢, 数诘问所由。
　　惟庸惧,乃计曰:‘ 主上鱼肉勋旧臣, 何有我耶! 死等耳, 宁先发, 毋为人束, 死寂寂。’＂然后写道:＂ 同样地是叙述同一事件, 并且用同一笔法, 但所叙的事却全不相符, 一个说是惟庸子死, 一个说是惟庸家人被诛。＂(《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第1卷 , 人民出版社 , 1988, 463页) 他未明言何种说法对, 何种说法错, 或者二说皆错, 但其言外之意非常明确, 那就是二说既然不相符合, 就都不可信。
　　因为紧接着, 作者这样写道:＂ 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 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 我们找不出有‘ 谋反’ 和‘ 通倭’ 、‘ 通虏’ 的具体记载… …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后胡惟庸的谋反便成铁案＂(《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 478、 463页) 。 意思是说, 在洪武十二年九月胡惟庸被捕入狱直至十三年正月被杀, 朱元璋并没有给他加上谋反的罪名, 后来编造所谓＂ 通倭＂、＂ 通虏＂的罪状, 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将胡惟庸的谋反弄成铁案。
　　这种说法, 与史实并不相符。 因为洪武十三年正月杀胡惟庸后, 朱元璋宣布胡惟庸的诸多罪状,其中就有＂ 谋危社稷＂四个字。＂ 谋危社稷＂指的就是＂ 谋反＂, 属于不可赦免的十恶大罪之首。 《 大明律· 名例律》对＂ 十恶＂大罪中的谋反罪, 就明确注明:＂ 谓谋危社稷。 ＂那么, 究竟如何评判胡惟庸党案呢? 胡惟庸党案是明初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产物。
　　独专省事、继而任相之后, 不仅在经济上贪污受贿, 而且在政治上拉帮结派, 打击异己, 飞扬跋扈, 擅专黜陟, 藏匿于己不利的奏章, 侵犯了皇权, 最后发展到策划谋反, 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 咎由自取。 而朱元璋大兴党狱, 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胡案一发生, 他就借机搞扩大化,＂ 馀党皆连坐＂, 这些被株连的＂ 馀党＂有的就是冤死鬼。 此后, 他将罪名步步升级, 用以打击一部分恃功骄横、飞扬跋扈的功臣, 这些则纯粹是冤假错案了。
　　因此, 就整个案件来说,是真真假假, 有真有假, 真假混淆, 浑沌不清。 对此, 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辨析, 分清其中的真假, 看看哪部分属于真案, 哪部分属于假案。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对这个案件的作用和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价, 既看到朱元璋通过此案清除了部分骄横跋扈的功臣, 有促进社会安定、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又看到朱元璋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 诛杀了大批无辜的将臣, 造成政治的恐怖、人人自危、＂ 多不乐仕进＂(《 廿二史札记》卷32《 明初文人多不仕》) 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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