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13）提心吊胆（上）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
　　戴笠虽然不是什么君主，但对军统这个王国来说，他无异于一个魔王。只要他一句话，可以使无数人头落地；只要他一句话，也可以使多少鸡犬升天。
　　而初任总务处长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只要自己像以前一样忠于他，勤奋工作，让我的部下服从于我，就没有搞不好的事情。
　　上任那一天，戴笠亲自领我到局本部大院。
　　重庆军统局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他站在大门口，用手指着宽大的院子说：＂这个院子里就有1000多人办公。你除了负责外勤的物资供应外，还得解决这1000多人的吃、穿、用等生活问题。＂
　　说到这里，他看了看我，又笑着说，＂我把这么大一份家产交给你，你可得替我管好哟！＂
　　＂是！我决不辜负先生的栽培。＂我既严肃而又自信地回答。
　　戴笠笑笑说：＂我好久没下去检查工作了，正好，今天你也跟我下去看看，熟悉熟悉情况。＂说着就迈着大步向院里走去。
　　局本部的院子可真大，前门在枣子岚垭，后门竟到了中山二路，整个院子像一个小盆地，从前门进去需要下一个很长的斜坡，从后门进来也需要下一个很陡的坡。
　　紧靠前门的两幢大楼，是戴笠和八大处长办公、会客的地方，其他人的办公室、局本部大院礼堂以及一个200来米长的防空洞，大都集中在盆地的左边。
　　盆地的右边没有什么房屋，只有一条曲折的从后门通往前门的碎石子汽车路，盆地的底部是一个很大的草坪，可以停放上百辆汽车，同时还可以做篮球场和操场。
　　当时，后院里很零乱，碎石小路上常常扔着一两块破砖头和零七八碎的东西，各办公室之间的电话线也到处可见，有时垂下的电话线，能把高个人的帽子挂掉。
　　我边听戴笠介绍，边观察着四周环境，戴笠只顾说话，险些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他皱了一下眉头，什么也没说。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暗打算，接完手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派人把局本部大院的环境改变一下。
　　这天，我正指挥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清扫道路，重新安架电话线，我的秘书跑步前来，说有我的电话。
　　电话是姐夫余乐醒打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和妻子、孩子已到重庆，让我马上派车去汽车站接她们。
　　我到重庆一年多，只顾忙于事务，讨好戴笠，忙得连妻儿老小也顾不上，一直把她们安置在贵阳姐姐家中。
　　我当上总务处长之后，也没顾得上接她们来重庆，她们的突然到来，虽然使我高兴，同时也感到很狼狈，因为我连住房都没有给她们准备。
　　我扔下电话就往汽车大队跑，想要辆车去接她们。可是刚跑出门，就又转身回到办公桌边，抓起笔写了个条子，让秘书去办理。
　　因为我知道，要是我自己跑去要车，很有可能会被汽车队长顶回来。
　　汽车大队原是一个独立单位，大队长姓张，从1932年起就给戴笠开汽车，随着军统编制的扩大，他也步步高升，当上了汽车大队长。
　　他一向自恃为戴笠的亲信，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我虽系戴笠提拔，但是年轻，资历浅，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后辈。
　　如今汽车大队划归总务处管辖，我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很不服气，我每次当面给他下达任务，他都敢当面就把我顶回去。
　　因为看在戴笠的情分上，我不愿跟他翻脸，所以，后来我每次给他下达任务都不直接出面，而是写在纸条上，交秘书去办理。
　　因为按局本部规定，处级官员写的手令都要登记，要有回执，谁要是看到手令不执行的话，就要受到纪律处分。
　　这样，汽车大队长就不敢不执行我的命令。
　　打发走秘书之后，我就靠在沙发上考虑一家人的住房问题。
　　在我未任总务处长之前，局本部大小头目，就已将强占来的好一点的房产都占住了；再者，当时重庆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很多，比较像样的公寓、住宅也都早已被占用。
　　那时，我手上虽有一些高级住宅，但已全部划为军统公产，而且都派有用场，虽说要挪用一套也未尝不可，可是，一时半会儿很难腾出来。
　　想来想去，我决定先让家人住在局本部招待外勤特务的招待所里，等我腾出一套像样的公房再搬。
　　重庆30年代的汽车站 图片来自网络
　　当我乘车赶到喧闹杂乱、人头攒动的汽车站时，姐夫已被他在重庆的临训班学生接走，母亲和雪雪带着一个胖乎乎的保姆，像难民似的坐在一大堆行李包上。
　　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得心头一热，快步走到母亲跟前，抓住母亲的手说：＂妈妈，你们怎么也不先来个电报，我好提前来车站接你们呀？＂
　　＂知道你忙，你姐夫正要到重庆来办事，我们就跟来了。＂母亲谅解地说。
　　＂你在这里当官当上瘾啦，哪里还想得到我们！＂雪雪怀里抱着二女儿，眼里噙着眼泪说。
　　看到雪雪那憔悴的面容和委屈的神情，我心里感到一阵内疚，看来这一年多她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1941年，她在贵阳姐姐家中生下二女儿不久，因惦念留在老家的弟妹，就领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回湖南去了。
　　我母亲不了解湖南的情况，不放心她一人在外，多次催她回贵阳，她来信要我去接他们，可是那时我事情忙，抽不出身，只给她寄去一些钱，让她自己领着孩子和弟妹们回贵阳。
　　刚满22岁的她，就带着两个孩子、三个弟妹，随难民一起，经湘西到桂林，又从桂林到贵阳，一路上有车坐车，无车只好步行，一年之内有三个月在路上奔走，真可谓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把一家子拖到贵阳。
　　当听说我连升了三级，却没有接他们来重庆，其委屈之情可想而知。
　　我连忙接过雪雪怀里那个尚未见过面的女儿，狠狠地亲了几下，孩子认生，哇哇地大哭起来。
　　雪雪嗔怪地瞪我一眼，把孩子接了过去，我只好冲她抱歉地笑笑。这时警卫已将行李装上汽车，母亲在一旁催促道：
　　＂有话回去再说吧！唉！国难之际，都不容易，你没看叔逸也瘦多啦！＂
　　叔逸是我的号，母亲自然是心疼儿子，见我那副无言以对的尴尬样子，就忙替我解围。
　　当天，安顿一家人在招待所住下之后，我们都聚在母亲房里聊天。一年多的离愁别绪，就在这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谈中吐露出来。
　　临离开母亲房间时，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住我，从一个皮箱里拿出一本书来，递给我说：＂这次我特意带来一本书给你，你看看有好处。＂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晚清宫廷女官德龄写的《御香缥缈录》。我不解地看着母亲。她老人家慈祥地看着我说：＂你看完之后就明白了。＂
　　我花了两个晚上把书看了一遍，书中德龄讲述自己如何进宫，如何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以及后来替慈禧保管珠宝，因盗用了慈禧的首饰而被赶出清宫的经过。
　　前一部分我觉得很平常，后一部分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看完之后我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我想，现在戴笠相信我，让我总管军统的全部财物，不也像慈禧当年让德龄保管珠宝首饰一样吗？如果滥用职权，挪用或贪污公家财物，其结果不仅会失宠于戴笠，被赶出局本部，而且有坐牢杀头的危险。
　　尽管戴笠一向信任我，但他也决不会允许我监守自盗的。
　　母亲的指点真是太及时了，我向她保证说，我决不会为自己动用局本部的一钱一物，母亲满意地点点头。
　　话虽是这么说，但眼前急需解决的住房就成了问题，如果不挪用公房就得租用私房。
　　而在那个时候，重庆租用一座像样的私房也是很困难的，可要盖一座像样的公寓又实在有点不合算，万一日本人一个炸弹扔来，岂不人财两空？
　　然而不盖吧，我又觉得自己的家太不像样子也有失身份，思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说：
　　＂战乱之际，还讲什么排场?只要能给全家人遮风避雨就行了。再说你管财物，如果讲排场、摆阔气，即使不用公家财物，也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猜测，还不如俭朴些好。像你在常德乡下盖的那种简易平房不就很好吗？＂
　　老人家的这句话又一次提醒了我。
　　当时，我并不缺钱花，除了很高的薪水外，我每年都要和商人合伙做两三笔生意。
　　那时，军统特务遍布各地，什么地方有哪种特产，什么地方哪种货物奇缺，我都很清楚。
　　我只要及时地把这种商业情报告诉关系较深的商人，他们就可以从中捞取不少利润，我自然也可以坐地分红，所以，我想盖一幢漂亮的房子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母亲说得对，我管财物，还是俭朴为好，这使我突然想起戴笠的一件事，更加觉得母亲的话有理。
　　一次，戴笠陪蒋介石夫妇在黄山散步，看见炮兵总监邹作华乘着一辆美国第一流的派克牌敞篷汽车驶过，蒋介石眉头一皱，表现出很不高兴的神情。
　　邹作华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抗战时期任炮兵总指挥，
　　戴笠虽然酷爱汽车，收集的汽车很多，可是打那以后，他每次去黄山，都改用一辆旧车，有时还特意让蒋介石看见，以至后来蒋介石看了也过意不去，主动提出让他买部好点的汽车。
　　我想，在住房问题上，我何不照方抓药，让戴笠自己看不过意，而主动提出给我拨套公房呢？
　　我选中了局本部大菜园旁边一块很大的空地，准备在那里盖幢茅草房。
　　那个地方，原来是重庆的公共球场，军统为了解决蔬菜供应困难，就将这个球场占为己有，改成菜园，雇菜农种植、管理。
　　有了这个菜园之后，戴笠为了标榜军统勤奋俭朴、分担国难，还规定局本部的所有特务，每个月都要轮流去菜园参加半天的集体劳动，有时他自己也去做做样子，拔拔草。
　　我想，把房子盖在这个地方，戴笠一定会看见。
　　主意拿定之后，我就给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的一个临训班的学生打电话，要他找些人，把张家花园已被炸毁蒙藏委员会旧址废墟上的砖头收集几千块，去菜园旁边，搭盖一座茅草房，外表不要求好看，但里面装修要好一点。
　　他对我的这点要求自然满口答应了，同时告诉我说，在重庆的临训班同学，准备举行一个宴会，欢迎余乐醒老师，想邀请我也参加。
　　我一向钦佩姐夫，这不仅因为他博学多才，更主要的是我把他视为恩人。
　　我总认为，如果当年不是他把我推荐给戴笠，我怎么会有今天呢？所以，听说学生们宴请他，让我作陪，自然很高兴，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是，临到赴宴那天，我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那天上午，戴笠告诉我说，他要在杨家山公馆请宋子文等人吃饭，让我安排一下。
　　当时，重庆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但戴笠所需要的食物可以说应有尽有，我知道他爱请客，爱排场，所以就想方设法让人把各地的土特产都弄到重庆来，收藏在冰箱里，戴笠要什么就有什么。
　　新疆的哈密瓜、兰州的大辣椒、广东的香菇、福建的荔枝，甚至连沦陷区最名贵的阳澄湖螃蟹、扬子江鳗鱼都能弄来。
　　我知道，宋子文最爱吃新鲜鳗鱼，还特意让人在局本部的消防池里养了许多。
　　当我向戴笠汇报了他中午请客的安排、布置之后，顺便对他说了一下学生要宴请余乐醒，让我去作陪的事。
　　谁知，我的话还没说完，戴笠就脸色阴沉地说：＂你姐夫笼络人倒挺有办法。在临训班学生的眼里，只知道有他这个副主任呢！＂
　　听到戴笠的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愣，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在我没任总务处长之前，就有人对我说，戴笠对我姐夫很不满，因为临训班的学生对我姐夫很亲热敬佩，对戴笠这个当年临训班的主任反倒敬而远之。
　　我知道，戴笠可以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允许他手下的任何人，利用职权发展个人势力。他认为，余乐醒在有意拉拢学生，是在发展自己的势力。
　　特别是1939年底，戴笠派余乐醒领几个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蒋介石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戴笠就更加嫉恨余乐醒，总想找碴儿整治他。
　　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很不以为然，可是，如今这话从戴笠嘴里说出来，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姐夫和戴笠都是我的恩人，他们俩闹矛盾，我夹在中间就难办。
　　思来想去，反复权衡利弊，我觉得姐夫现在是我的部下，而戴笠是我的顶头上司，怠慢一点姐夫问题不大，但得罪了戴笠，那就非同小可。于是，我决定不去参加学生邀请的宴会，以免引起戴笠的不满。
　　重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临训班学生的帮助下，我的茅草房很快就盖好了，表面看上去，完全是一幢农民的住房，墙壁全是用旧砖砌成的，房顶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房前，有一块空地供孩子们玩耍，房后开了一块不大的菜园，雇人管理，用它来供应全家蔬菜，四周全用半人高的竹篱笆围起来，不知情的人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是我家的住房。
　　不过，为了让全家人住得舒服，我让人在房顶的稻草下，铺了几层油毡，把房内装修得很高级，墙壁粉刷得雪白，地面铺上木板，家具也很讲究。
　　我对家里人说，这样做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敌机来轰炸时，一般只炸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不会把炸弹扔在这种茅草房上。
　　我的苦心博得了大家的欢心，雪雪为了孩子和一家老小的安全，自然很乐意住在这里。我母亲因为我按照她的意思行事，更是高兴，她老人家对这种＂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的田园情趣也十分欣赏。
　　她还亲自题了＂醉归＂两个字，让我请人制成匾，挂在篱笆墙的大门上，这＂醉归＂二字，既有盼我归家之意，又很雅致，富有诗意。
　　可没想到，因为这两个字，后来又惹得母亲很不痛快。
　　一天黄昏，母亲正坐在院内乘凉，一伙当地人经过我家门口，有一人边看匾边开玩笑说：＂醉归，醉归，大概就是醉乌龟的意思吧！＂
　　因为四川人最爱用＂龟＂来骂人，母亲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她立即让人把匾取下来，又重新题了＂沧海一粟庐＂五个字，做成匾挂在门上。
　　因为＂沧海＂是我的别名，＂粟＂是雪雪的姓，这意味着我和雪雪白头偕老，同时又像是说，这幢茅屋在许许多多的房屋中就像海洋中的一粒粟米一样平凡、细小。
　　我和雪雪都喜欢母亲题的这五个字，她老人家也很高兴。
　　母亲的喜爱、妻子的满意都使我很高兴。然而，最使我得意的，还是事情果然如我设想的那样发展下来。
　　一天，戴笠心血来潮，也到菜园来参加拔草劳动，休息时，我趁机指着自家的茅草房对戴笠说：＂那边就是我的家，你进去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戴笠顺着我的手指一看，就皱起了眉头，说：＂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呀！＂我点点头，并指着在院外小水沟边玩得浑身是泥的大女儿说：＂这是我的大女儿。＂
　　＂我不去，你也太给我丢人了！你身为总务处长，总得顾点身份嘛！怎么住这么一套破茅草房？＂他说完便转过头，当机立断地对我手下主管庶务的科长说：＂你拨给沈处长5000元钱，让他盖栋像样的住房。＂
　　虽然戴笠没有拨给我一套公房，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即使以后我家的住房弄得华丽一些，也不用担心别人说什么了。
　　正在我得意之际，突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头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