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内阁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对皇权有何影响？

　　首辅制是明朝内阁制的重要内容。明天顺元年，李贤＂掌文渊阁事＂开了首 辅的先河。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其初只备皇帝顾问，属内朝官系列，与其他 阁臣一样，受明朝＂祖制＂的限制，其地位很低、职权范围很小。至嘉靖至万历 前期，明朝内阁发展到鼎盛时期， 由于这段时期皇帝的怠政或年幼，造成了最高权力缺位的现象。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
　　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宝。
　　明初沿用元制,中书省长官总理政务,职权很重。左丞相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非淮西人多为之排挤。  李被封为韩国公,朝廷位列第一,岁禄四千石。而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刘基也是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在朝廷中只担任御史中丞的官职。丞相胡惟庸是李善长推荐。惟庸＂宠遇日盛,独相数岁,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凡事都要自己作主。李、胡权尊势隆,如此骄横,竟敢＂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这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凭借其威信,断然下令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皇帝亲理不机,＂自操威柄＂。于是自秦以来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
　　朱元璋在晚年还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一日万机,集众务于一身,是无论如何也处理不了的。于是在他的子孙面前,封建统治的客观需要同具有法律效力的洪武祖训发生了矛盾,结果内阁大学士制度作为折衷的办法应运而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宋制,置华盖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但这时的大学士只是＂ 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与后来的内阁大学士不同。从明成祖朱棣始,明朝内阁制度便在废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成祖继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金幼孜、胡俨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
　　内阁之名及参预机务,自此始。《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这些入直阁臣参预机务,论道议政实际上是取得了部分相权,在这一点上和明初并不预政的殿阁大学士已迥然不同。到明代中叶,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 ,已类似＂汉唐宰辅＂了。 明朝内阁为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内阁初设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阁臣尚不可以侵夺各部的职权,诸司有事也直接向皇帝奏闻,无需向阁臣＂关白＂。大学士的官品也只是正五品,抵不上一个外省的知府(正四品),更不能与六部尚书(正二品)相比。但到明代中叶以后,阁权之重,丝毫不逊于汉唐宰辅。代宗景泰以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嘉靖中叶以后,夏言、严嵩迭相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朝位班次俱在六部之上。随着阁权的加重,内阁的机构也跟着逐渐扩大。
　　景泰以后设诰敕房和制诰房,由中书舍人掌办一切诏敕机密文书。正统年间,国有重要大事,大学士可会同各衙门于内阁会议,＂遂为制＂。内阁成为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永乐时期内阁制度的形成及其权力的逐步增长,为仁宣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 阁权的迅速增加,是与三杨所开创的局面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先朝名臣,东宫辅弼,加上＂三人逮事四朝＂,功高权大,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后又加衔六部尚书,甚至授以师、傅、保等官衔,成了位极人臣的大官。
　　从此阁权渐崇,声望益尊,不久在仁宣时期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而且后来的大学士,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行,三品以下的官僚,根本不可能入阁,因此入阁加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明通鉴》载:＂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之说。可见阁权超越部权,实启端于仁宣,而且在当时的内阁中虽未出现＂首辅＂的含义,但阁臣间主次等 差已渐露端倪了。在正统、正德年间,内阁已巩固了自己的权位,阁权已全面超过了部权。
　　同时,阁臣中的首辅地位也日益显著。嘉靖、万历年间,内阁制度发展则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朝位班次方面,加衔之初＂内阁与外九卿平交,执礼持法,不相顾忌＂,排列时＂以部及官衔大小 为弟,不独重阁臣也＂。即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各以吏、户、礼、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后,而且以坐部为尊。《明史》中说:＂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首揆即首辅,大都凭入阁先后、资历及皇帝的旨意来确定。首辅之下为次辅或次揆及其他阁臣,虽同在禁地,但首辅独主票拟,地位自然更高,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古宰辅无异。 在张居正回江陵料理丧事期间,明神宗允准张居正＂得密封言事,仍戒内阁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仍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当张居正病重不能入阁理事时,张四维等人只能处理阁中＂细务＂,而＂大事犹即家居正平章。 居正始自力而其后惫甚,不能遍阅,混颔之,尚不使四维等参预＂。张居正针对正统以后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正是以其集权独裁推行的改革,实现了他拯救明王朝危机的愿望,虽不是起死回生,却也为摇摇欲坠的朱明王朝注入了强心剂。总之,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形低而实高,后来居上,明中叶以后,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 丝毫不比汉唐宰相逊色。
　　首辅制是明代内阁制的重要内容。首辅是明代极为特殊的中央高级官僚，也是明王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明朝历史上扮演了独特的政治角色，其所作所为对明朝的政治发展与历史延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嘉靖至万历前期是明朝历史上阁权最重的时期，也是皇帝怠政最为严重的时期，这时的首辅权力极度膨胀，政治地位亦达到了明朝历史上的至高点。这个时期的十四位首辅大多＂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将其视为了宰相，甚至首辅本人也并不避讳以相位自居，各种史书和奏疏中称首辅为＂相＂的文字非常常见。
　　在这段皇帝怠政严重的时期，大多数首辅在政治生活中确实履行了＂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统御百官＂之相职，首辅们内心蛰藏已久的为相意识在国家内忧外患、皇权缺位的形势下复苏并爆发，他们视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却又遭受着缺乏名份的尴尬，只得在制度条框的约束下，迂回谋求事功，为革除明朝政治的种种弊病作出了很多努力。
　　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段时间，首辅制呈现出这些前所未有的特点，说明其与制度的最初设计已经相去甚远，那不立宰相的祖训，内朝赞襄的初衷，文学侍从的身份，在嘉靖以后首辅＂宫府一体＂、＂事无不统＂、＂相权加身＂的政治现实反照下，受到了尴尬的嘲讽，制度运作将制度设计毫不留情的击垮了。 然而，却正是因为首辅在这一时期代行了某些相权，才使得明王朝在皇帝荒政、弊政频现、大厦将倾的危机形势下，没有天下大乱，居然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首辅之功不可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