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和德意统一战争，印证了欧洲统一的历史过程

　　文｜伊尼的猜想
　　编辑｜伊尼的猜想序幕
　　十九世纪爆发的拿破仑战争，以及随后的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表明，欧洲统一的历史过程已经开始。
　　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是欧洲人在传统的统一道路上演出的历史绝唱。不过，当欧洲人终于能够把理想付诸实践的时候，欧洲与世界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无法接受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统一。
　　欧洲一体化方案
　　欧洲人必须找到一个自己和世界都能接受的一体化新方案，他们的努力才会有结果。恐慌时代的一体化理想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更加真实地站在了欧洲门口的时候，欧洲人争取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积极，声势越来越大，态度也越来越认真、务实了。
　　欧洲人的这一努力是当时和平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提出的方案日益脱离理想主义的范畴，显露出浓厚的现实政治建议案的意味。
　　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 1843-1914)是一位奥地利女士，她在1892 年召开的贝恩和平大会上(Bern)，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提案，奠定了她作为这个时代欧洲一体化运动先驱的历史地位，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苏特纳的《欧洲国家联盟》议案是与意大利人莫内塔(Moneta)和英国人卡佩尔(Capper)共同提出的。在这份提案中，他(她)们指出，战争的危险是由于缺乏秩序产生的。
　　因为，秩序的混乱使欧洲国家形成了对立的集团，并展开了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如果能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盟，就既可以创造持久的法律秩序，也符合各国的贸易利益，而在各国的内部事务上却不会损害各单一国家的独立性，因而也不会涉及它们的政府形式。
　　他(她)们认为，欧洲和平是世界和平的第一阶段。战争的危险越是靠近欧洲，苏特纳等人就越加急迫地推动他们的泛欧计划。
　　苏特纳写道，＂＂欧洲＂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地理概念，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潜在的概念人＂，只是现在还没有他存在的形式。＂我们要一个泛欧洲。＂苏特纳等人提出的这个泛欧口号，给了后来的泛欧运动创始人考登豪夫-卡雷尔金以灵感和激情。
　　李夏德·尼库劳斯·格拉夫·考登豪夫-卡雷尔金(Richard Nicolaus GrafCoudenhove-Kalergi 1894-1972)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是奥地利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
　　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对他日后从事增进国际社会相互理解的事业相当有利。在＂一战＂爆发前，他们一家先住在讲双语的波西米亚，后来移居到了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君主政体的崩溃，在他心里燃起了对威尔逊计划和国联的巨大希望。
　　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并因此矢志于建立个全面联合起来的欧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块大陆所面临的所有问题。1923 年，他出版了《泛欧洲(Paneuropa)》一书，建议建立一个泛欧联盟，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紧密型集团(pressure group)。
　　考登豪夫-卡雷尔金认为，只有欧洲联合起来，才能避免欧洲各国逐步蜕变成世界其他强权脚下的一只皮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迅速衰落的现实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欧洲衰落原因的大讨论。
　　一个以奥斯瓦尔德的管道工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生物根源导致了欧洲衰落，即欧洲的年龄太大了，欧洲的衰落与自然界中的生老病死同因(1918-1922)。
　　考登豪夫-卡雷尔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欧洲衰落的根源是政治的，而不是生物的;欧洲将不会因为高龄而死，而会死于它的居民想要用现代技术发明的武器相互屠杀;欧洲民族并不衰老，衰老的是它的政治体系;只要成功地实现政治体系的根本转变，欧洲大陆病患的完全康复就会立即到来;关于欧洲政治体系现代化的问题。
　　考登豪夫-卡雷尔金认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立即实现某种形式的欧洲全面合作，以代替今天的王朝统治。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小型的、相互斗争的国家体系过时了。
　　即使是欧洲大国也已经变得虚弱了;他们现在正在被以联邦形式组织起来的世界大国所替代，就像我们在美洲(无论是美国还是巴拿马联盟)，在苏联和在英联邦所看到的那样。
　　很显然，这些以联邦的形式组成的新国家团体正是因为看清了欧洲存在的下列问题:在地理上，欧洲并不是独立的大陆，它只不过是巨大的、无白然边界地向东延伸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域很小。考登豪夫的欧洲统一方案
　　欧洲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分野，早在希腊时代就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并把自己的文化扩展到世界各大陆。
　　但是，欧洲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统一形式。考登豪夫-卡雷尔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憾，欧洲从地理和文化两个角度出发都应该统一起来。他给未来统一起来的政治欧洲取名为＂泛欧洲’(Paneuropa)，以便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欧洲相区别。
　　在考登豪夫的欧洲统一方案中，不列颠和俄罗斯是被排除在泛欧计划之外的，他的考虑是:不列颠是在欧洲以外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一块自成体系的政治大陆，而且无论是就其实力而言，还是就其现今拥有的日不落版图而言，它对于泛欧计划来说，都太强、太大了。
　　尽管泛欧计划无法包括英国，但是，在英欧之间依然需要有一个以合作和军事保障为基础的关系。两者应该分担欧洲的文化任务，这就是说，要使世界的其他部分欧洲化。
　　不列颠还可以在泛欧与泛美之间起到中介者的作用。而且，这三者一向都拥有共同的文化，都赞成共同的民主价值。如果不列颠能够放弃它的英联邦，那它当然就可以加入泛欧计划了; 俄罗斯由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因而与欧洲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正好相反。
　　这样，新建立的东欧国家就自然地成为泛欧计划的东部边界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差别由于俄罗斯特别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角色而扩大了。
　　很显然，俄罗斯更愿意做世界大国，而不会甘心于只做欧洲大国。这使俄罗斯把自己放到了另类国家的系列中:在考登豪夫-卡雷尔金的计划中，泛欧洲的主要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护和平。
　　这将通过在欧洲内部建立特别的组织结构来实现: 建立拥有争端仲裁和多种合作机制的机构，在欧洲社会内部构建超国家结构，合作将避免边界争端的危险;在充分合作的状态下，边界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同时，建立一个泛欧性质的防卫共同体，以帮助欧洲小国防卫外部入侵，特别是防卫来自俄罗斯方向的入侵;除了考虑安全问题，考登豪夫-卡雷尔金也考虑了经济问题。
　　他发现，长期统治欧洲经济发展的自给自足原则和欧洲国家间的军备竞赛，是造成经济持续危机，并破坏战后经济重建的罪料。
　　实现它的沙欧洲计划，能够有效地克服欧洲经济发展中的这两个消极因素;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消灭内部关税壁垒，将使欧洲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克服相互隔绝性。而泛欧政治体制的建立，将使军事支出成为多余，资金可以转向经济投资。
　　一个整体性的欧洲经济和贸易体系将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突出的作用。考登豪夫-卡雷尔金泛欧计划的目标,是使欧洲像美洲那样富有,像瑞士那样和平。
　　考登豪夫期待，它的泛欧计划既能被民主主义者所接受，也能被爱国者所分享。而且，在微型主权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个过时的政治体系将被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与持久的和平所取代。而各国的民族文化，将通过文化的自由交流，在所有的欧洲学校获得白己的立足点。
　　欧洲如果不这样建设自己，就会给发展的敌人留下作用空间。欧洲的发展敌人是:极左(共产主义);极右(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贸易保护与隔绝;1926 年，考登豪夫-卡雷尔金的泛欢运动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一届沙欧运动大会。
　　来自 24个国家的 20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泛欧联盟，其分支机构也很快在欧洲所有国家建立了起来。这些机构以他们的热情行动在政治家和社会其他各界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法国外长白里安建立泛欧联盟的计划，就是以泛欧运动的计划为蓝本制定的。
　　考登豪夫-卡雷尔金泛欧运动的标志，是金色太阳上的一个红十字(意寓着太阳阿波罗上的基督红十字，而这，又意寓着闪烁着启蒙思想光辉的超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旗帜是天蓝底色加上的泛欧运动标志(天蓝色意寓着人们努力追求的和平)。欧洲一体化的起步
　　欧洲一体化在恐慌年代起步，尽管欧洲社会的发展变化早就发出了变革欧洲国家关系的信号，但是，从一体化的方向上寻求解决欧洲秩序危机的政治行动，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开始起步。
　　欧洲传统政治在解决欧洲危机时表现乏力，是欧洲握有实权的政治家终于被一体化思潮所打动的主要原因。而法国外长白里安，则是被考登豪夫-卡雷尔金泛欧运动所击中的最重要的欧洲政治家。
　　1929 年，白里安在国联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邦联国家关系的要求。这是类似的政治建议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来，而且是由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提出来的。
　　随后，白里安又邀请所有国联的代表参加非正式的欧洲一体化研讨会，扩大影响，听取意见。泛欧运动因此进入了政府工作的轨道，这是这一运动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白里安的建议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反应，特别是德国对此表示赞同，这意义重大。白里安因此获得了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和理由。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里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授权，负责起草一份包含有实施一体化具体建议的正式备忘录，提交给欧洲各国政府，以备作进一步的研讨。
　　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特别是在道威斯计划以后，国家交往的风格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通过合作，而不是斗争解决问题的趋势已经开始形成。
　　欧洲国家交往方式的这一变化，促使多数欧洲国家开始愿意认真地考虑一项能被爱国主义容忍的欧洲一体化方案，并通过实现这种方式的一体化，来解决陷入绝境的欧洲秩序危机，重建欧洲国家关系格局。
　　欧洲政治发展的这一新动向，显然是欧洲人在宏观上感受到了历史和社会发展压力的结果，但在微观上，它无疑也是民间一体化运动积极努力的结果。
　　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次，又是欧洲的民间，而不是政府精英集团，对欧洲的问题与发展趋势反映得更加敏锐，是他们更早地洞悉了欧洲问题的本质，并率先行动起来，提出了越来越考虑周全的体化方案，而且还以无比的热情组织起来，积极地宣传和解释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好处，澄清了人们思想中对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诸多顾虑。
　　从而，通过自己的独有方式，在政府的政治行动开始之前完成了在理论上对欧洲一体化的论证，给政治家制定相应的政府政策提供了明晰的思路。
　　这一切清楚地告诉人们，民间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在整个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它开启了一体化运动的先河:是这一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它向前发展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在构筑国际关系新结构这样关键性的政治事务中，以民间运动为开端，最终推动政府积极参与，形成决定性的战略格局，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这似乎是在向人们暗示，欧洲的一体化运动不仅仅是一次构筑欧洲新国家关系的运动，它更是在构筑欧洲社会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此，它不仅仅是战略性的，更是历史性的。只有这个层次上的社会发展需求，才可能孕育出这样规模的民间热情和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