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与地方控制北宋西北防御体制下的宦官

　　北宋时期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表，广泛地参与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
　　宋太祖时期往往以巡检之类驻防西、北边防，宋太宗在边防开始频繁地任命都部署，宋真宗以后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北宋中期以后出现经略安抚使等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兵体制，北宋文臣统军及宦官与文臣在军事上共同统军的突出现象，对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一、宦官参与地方军务
　　1、宋神宗时期宦官担任安抚使，成为边防军事监察机制的新变化
　　宋神宗时期缘边安抚使军事决策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缘边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权得到提高。
　　二是都监和走马承受公事对缘边安抚使的军事监察机制得以削弱，朝廷以宦官担任缘边安抚使，成为边防军事监察机制的新变化。
　　三是加强构建了军事情报机制。
　　宋神宗时期的边防军事监察机制表现出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在行使监察权力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都监的相关记载，此时都监的统兵职能应更为突出，弱化并掩盖了其监察职能。
　　二是限制和削弱了走马承受公事对缘边安抚使的监察权力。
　　三是宦官担任缘边安抚使，行使边防统兵和军事决策权，成为皇权提高缘边安抚使军事决策权和加强军事监察控御的重要手段。
　　在削弱和保留走马承受公事制度的基础上，宋神宗时期又出现一种新的控御边防军政权力的重要途径，即任用宦官作为缘边安抚使，行使边防地区最高军事决策权。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甲午，＂诏昭宣使、入内押班李宪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路经略司措置边事。＂李宪本是宦官出身，宋神宗此时以李宪为帅，且赋予其很大的军事决策权。
　　李宪得到重用，首先是由于其本身的军事才干，其次却反映出朝廷的一个重要意图，即以宦官为边防帅臣，并加重其统兵权，提高其军事决策事权，以此作为皇权控御边防军政权力的重要途径，成为这一时期新的变化。
　　2、宋徽宗、钦宗朝缘边安抚使军事决策权更是得到宦官掌控
　　宋徽宗前期的缘边安抚使军事决策权基本沿袭神宗开边时期的特点，得到皇权和宦官群体的大力支持，得以集中缘边力量做出相应的军事决策。
　　王厚虽为武将出身，受到朝廷重用并担任缘边安抚使，但其具体的军事决策权却如其父王韶主持开边时期的机制，并未打破文臣统兵的体制，此时童贯在军中担任监军一职。
　　后来宦官童贯得到重用，宋徽宗效仿神宗时期的用人特点，任用其担任缘边安抚使，给予较大的军事决策权力，同时加强对边防军政权力的控制。
　　崇宁四年（1105年）春正月庚午朔，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童贯在收复燕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主持边政之权愈来愈重。
　　可见宋徽宗朝将宦官担任缘边安抚使的军事决策机制走向了极端。
　　不过随着宋金＂海上之盟＂的破裂，金人南下，北宋边患日益加深，长期以来由文臣与宦官主导的北宋缘边安抚使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政治军事局势。
　　因此，北宋前期由武将主导的都部署边防统兵体制得到重新短暂的确立，以应对金军入侵下的军事压力。二、西北防御中宦官统治军权转移
　　1、军事决策权转移到武将都总管手中
　　在宋金太原之战以后，缘边安抚使体制趋于崩溃，宋钦宗认识到应改变以往的统兵机制。
　　即史料中所指出的，在太平之世，国家应重视内部的治理，在外患加剧的动荡之际，国家应将抵御外敌作为重心。
　　重外则应给予将士足够的军事决策权力，于是宋廷建立了以武将为首的四道都总管，负责筹集兵马，勤王救驾，缘边安抚使体制日益衰微，其军事决策权转移到武将都总管手中。
　　随着外患加深，金人南下，北宋文臣与宦官统兵之下的安抚使体制趋于衰微，武将都总管体制得到短暂的确立，长期以来的军事决策权重新回到武将手中。
　　至南宋高宗时期，＂崇文抑武＂的国策重新确立，祖宗之法得到重申，文臣安抚使体制得以重建，武将的军事决策权再次转移到文臣手中。
　　2、宋代分权制衡的军事决策
　　在西北没有设置都部署的边防区域，钤辖仍然主导着边防军事决策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钤辖所拥有的军事决策权往往建立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之上，并没有凌驾于钤辖之上的边防最高决策者，这恐怕正符合宋代分权制衡的军事决策特点。
　　一般而言，宋仁宗朝是北宋自建国以来，内部积弊日益加深，西北边患日趋严重的时期。
　　在内外双重矛盾的压力之下，宋廷继续维护祖宗之法，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加强构建了文臣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推行朝廷保守的边政理念，并以此应对西夏带来的边患问题。
　　因此，北宋一方面加大西北御边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却又加强皇权＂将从中御＂的御将之术。
　　在边防推行走马承受公事制度，加强军事监察的力度，同时又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武将担任都钤辖的制度，开始出现内臣担任缘边都钤辖的现象。
　　嘉祐二年（1057年）九月七日，又对内臣担任缘边钤辖、都监的制度作出了规定和限制。
　　自唐朝形成的监军制度对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北宋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又增置走马承受公事，对一路的军事监察过于严苛，钤辖在军中有重要的地位，仅其统兵地位与权力而言，已经是在分割安抚使的军事权力了，表现出宋廷对边防军事权力的控制力度之强。三、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中宦官参与军事决策的积弊
　　1、宦官控制战争进程，难辞其咎
　　北宋后期中央的军事决策得到重塑与提高以后却过于集权，在中央主要操控在皇帝及宰相手中，在缘边又以宦官或专门任命的将帅控制着战争的进程，当用人不当之时，难逃军事决策失误及战争失败的结局。
　　北宋中后期虽在制度上维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在具体的数场对夏战争中，中央又专门任命将帅之官，往往凌驾于其权力之上，
　　成为战争中边防军事决策的明显特点，这一特点在神宗及徽宗朝表现得较为突出，哲宗朝则在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
　　从宋神宗朝开始，中央的军事决策地位得到重塑与提高，在元丰时期，皇权决策达到极致，并在边防以宦官作为其代理人继续加强对军事决策权的渗透与控制。
　　哲宗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甚至以私书进行军事决策，控制着边事活动。
　　宋徽宗朝军事决策走向极端，徽宗及蔡京在中央完全把控着军事决策之权，在西北又以宦官童贯主持边事，发动统安城之战。
　　在统安城之战中，宦官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执行中央对夏军事决策及行动，宋徽宗又多用＂御笔手诏＂指挥行动。
　　事后，童贯得到徽宗的宠信，进入军事决策圈，更多地影响到徽宗的好恶。
　　需要注意的是，童贯在西北边防长期经略取得的成就，由于军事决策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病，使其并未能在对夏战争的统安城之战中发挥绝对的军事优势，所以仍以失败告终。
　　2、宦官在战争局势中不堪重用
　　北宋中后期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任用宦官参与军中事务，随之又专任军中将帅。
　　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体现了宋军长于守御短于进攻的整体特征。结语：
　　边防统兵官是维护边疆安全的重要军事将领群体，中原王朝设置节度使加强边防控御的军事力度，赋予了节度使较大的边防统兵与军事决策权。
　　而这种军事决策权的人员任用离不开整个北宋王朝的国策，那就是＂重文轻武＂。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在军事决策权人员上的频繁变动，从武将到宦官再到武将，来回的折腾与不信任。
　　北宋对边防统兵职官的设计体现了其对治军理念的贯彻，关于北宋军事决策的问题，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其在中央并未设置以皇权为核心且职能明确的军事决策机构。
　　当北宋中央力图集权决策，提高效率之时，其在边防因传统治军理念的长期实行，导致积弊日深，却仍不能迅速实现其在西北边防战争中夺取胜利的目标。参考文献：
　　《宋史》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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