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出现苏莱曼盛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盛世情怀 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个强国后人心理上难以逾越的一个心结,也是现实比拟的一个精神参照系。
　　但仔细研读历史会发现,盛世荣光并非如我国强汉盛唐、天宝当年那样令人神往,更不像奥斯曼帝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那样令人思古追怀。
　　在奥斯曼家族统治土耳其 的624年里,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时代:前3个世纪可以视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光荣时代 ,也是奥斯曼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效率原则一步一步发挥到极致的时代;后3个世纪是奥斯曼帝国衰败与变革 的时代。
　　也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想相互冲撞、土耳其人逐步容纳进而接受某些西方思想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将奥斯曼晚期的痛苦与挣扎、屈辱与无奈全部归因于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礼崩乐坏 ＂等原因之上,实际上,极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就已经为衰败埋下了苦涩的种子。
　　苏莱曼盛世概述
　　至今,苏莱曼大帝时期的盛世荣光依然存留在土耳其人的记忆里,承载着许多土耳其人的梦想。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英武盖世的君主自1520年26岁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大位之后,即承先祖之武勇、奋九世之余烈,极力弘扬加齐精神,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 ＂、＂万王之王 ＂自居,屡屡披坚执锐、御驾亲征,其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苏莱曼大帝在其46年辉煌的征服生涯里,将专制主义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纵横欧亚非、笑傲地中海,成为其时令四方敌人闻声丧胆的最伟大的伊斯兰征服者 。
　　也是维持当时欧洲各国势力均衡的强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更被欧洲人以苏莱曼大帝  的尊号将其载入史册,创下伊斯兰世界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不世之功。
　　截至1566年苏莱曼一世辞世之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当今全部或部分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克里米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地区。
　　这位伟大的伊斯兰君主不仅与其先祖一样武功盖世,其文治也尽显辉煌。在后世土耳其人心目中,他首先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 ＂苏丹苏莱曼。
　　不仅如此,苏莱曼一世推崇、倡导伊斯兰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对其时和后世的土耳其人来说,他是＂高尚的君主和宽宏正义的化身 ＂。
　　自登基伊始,他就着力创建一套公正的体制,强调保障生命、财产并尊重个人信仰自由,税收仅以人民的支付能力为限。他改组政府,整饬吏治,侵犯臣民权利的官员就会受到严惩。他推行良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改良米勒特制度,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外国人以某种程度的内部自治的权利。
　　苏莱曼一世治国有方,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许多方面他都将奥斯曼帝国推向了其时无与伦比的繁荣与光荣。
　　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诗人和金匠,终其一生,他大力资助帝国境内文化、艺术、建筑事业 的发展,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成就,有些成就如杰出建筑师希南设计的伊斯坦布尔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气势恢宏,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所有这一切让这一时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苏莱曼盛世所隐藏的四大问题
　　但是,仔细研读历史,透过苏莱曼大帝辉煌的文治武功,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主义在以其特有的效率创造着奥斯曼帝国的盛世传奇的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效率、通过专制主义最关键也最薄弱的节点——君主——帝国内唯一自由的人、为日后困扰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这些问题相互间盘根错节,主要包括:
　　(一)后宫干政
　　后宫干政几乎是古代东方专制帝国的一大特色,它在大多数时期都被史家看成是君主衰弱的一个标志。也正因如此,从东方辗转迁徙而来的奥斯曼帝国王室在初期是禁止后宫妇女涉足国家政治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初期君主＂胜者为王 ＂的血腥继承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强悍冷酷的性格让后宫妇女难以干预国家政治,更不用谈染指奥斯曼皇位的继承;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奥斯曼国家接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宗教习惯有关。
　　而始自苏莱曼时期的后宫干政现象则是其后、尤其是十六、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朋党政治
　　帝国的上层建筑最初是由奥斯曼苏丹、突厥贵族和伊斯兰宗教学者即乌莱玛构成的,而根据突厥的传统,苏丹与突厥贵族之间具有一定的制衡关系 。
　　尽管初期的每位苏丹都是强悍的君主和军事强人,但要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还必须依赖突厥贵族势力的支持,因为这一时期的帝国军队主要是由突厥贵族所掌握的封建骑兵组成的,而这些骑兵显然会更服从他们的领主。
　　这一点也能从每次征伐所得的战利品的分配中反映出来,它必须按突厥的习惯法分配,苏丹只能取其五分之一。而在具体的征战过程中,突厥贵族也可能因与苏丹意见不合而消极怠战甚至不愿作战,这突出表现在与安纳托利亚各突厥公国的争斗之中。
　　不难理解,初期的奥斯曼帝国与突厥汗国具有某些相似性,比较松散,那些贝依、贝格们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利益纽带联结起来的,一旦他们的利益无法满足或者强力君主去世,国家的解体就难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安纳托利亚各突厥公国中屡见不鲜。
　　为了削弱突厥贵族势力对苏丹的掣肘并加强中央集权,苏丹奥尔汉着手筹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领薪的新式军队。
　　在实施代夫沙梅制之后,古兰——那些被征集而来并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教青年,逐步得到重用并且日渐强大起来。
　　经过穆拉德一世和巴耶泽德一世的着力发展,由这些青年组成的新军规模不断扩大和加强而成为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也逐步进入奥斯曼行政机构之中,成为突厥贵族势力的竞争对手。
　　然而,到了苏莱曼时期,这一平衡终于被打破了。代夫沙梅与苏丹的后宫相互勾结、合谋挑起了苏莱曼一世对时任大维齐的突厥贵族皮里·穆罕默德帕夏的猜忌。
　　(三)财经困境
　　到苏莱曼统治中期,虽然奥斯曼帝国在东西两边的战争还不时发生,但帝国的边界基本上确定了下来。换句话说,帝国的扩张已经接近其能力的极限,这对一个专门从事征服扩张的军事帝国来说,其影响十分深远。
　　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帝国东西两线长期的战争,致使正常的东西方商贸往来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帝国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是促使部分欧洲国家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并进行海外殖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到了苏莱曼统治中后期,欧洲贸易的重心已经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伊斯坦布尔 作为欧亚贸易金桥的地位并造成了帝国税收的减少。
　　而且随着欧洲人美洲殖民的发展与＂价格革命 ＂的传递效应的影响,廉价的美洲白银涌入奥斯曼帝国,换走了大量粮食与原料,加剧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快速增长,从1200万人猛增到2 200万人,而与帝国扩张能力衰减相应的是帝国的耕地面积增长缓慢,因此,过剩的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寻求出路,而大量农民进城又造成市民失业、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从而形成了帝国有限的资源与过剩的人口之间的矛盾。
　　此外,由于帝国连年用兵,所费不赀,而东西两线的拉锯战和消耗战又无法获得以前大规模劫掠扩张所能得到的回报,因此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令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帝国政府只好在税收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加强对内压榨。而这也是为什么苏莱曼和胡蕾苏丹唯一的女婿如斯丹帕夏能够长期担任大维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勿论此人的做法如何不得人心,也勿论时人如何反感这位政治新贵,作为结果,在其当政期间,帝国财政状况确实稳定下来。然而,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短视做法只解决了苏丹和帝国眼前的难题,却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
　　此时的帝国君臣不仅还不能洞察新航路开辟与欧洲海外殖民的巨大影响,甚至无法解决以前白银外流带来的通货膨胀与后来美洲贱价白银涌入造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帝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
　　(三)米勒特制度与治外法权
　　所谓米勒特制度  ,按吴于厪、齐世荣的解释,是指＂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规定的税捐义务的基础上,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拥有专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享受充分的内部自治权 ＂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穆斯林宗教宽容的一种体现。
　　事实上,对＂有经人＂的宽容是伊斯兰的传统,奥斯曼人很早就继承了这一传统。只要非穆斯林臣民、读书人、犹太人、基督徒等等接受穆斯林的统治并支付人头税以代替兵役,其生命、财产和信仰悉得保障。
　　及至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苏丹按照拜占庭皇帝任命大主教的惯例,任命反对与罗马天主教联合的吉那迪乌斯·斯科拉利乌斯为大主教,授予他管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民事和宗教权力。
　　奥斯曼帝国政府不仅对待本国的非穆斯林臣民如此,对在奥斯曼的某些外国人也是如此。
　　早在巴耶泽德一世时期,拉古萨城邦和热那亚共和国在向苏丹表示效忠之后,就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继续从事商贸活动的权利,并且两邦驻奥斯曼帝国的领事被赋予了按本邦法律管理各自商人的特权,而不受奥斯曼帝国行政司法官员的管辖。
　　这是奥斯曼帝国给予基督徒的第一个让步条约 ，也被视为后来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的开端。
　　到苏莱曼时期,为了对付哈布斯堡王朝从海上的军事进攻,奥斯曼人与法国人正式结盟。1536年2月18日,参照以前与热那亚、威尼斯所订协议签署了与法国的贸易协议。
　　协议规定苏丹领土上的法国商人接受法国在伊斯坦布尔代表依据法国法律的管理,而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双方在对方领土上享有自由航行和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享受低关税待遇;法国领事负责处理法国臣民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
　　涉及奥斯曼臣民的民事案件必须在奥斯曼法庭依照奥斯曼法律审理,但法方被告可向法国领事求助;涉及奥斯曼臣民的刑事案件由大维齐或其代理人审理,双方臣民的口供具有同等效力等等。
　　英君圣主时代的终结
　　苏莱曼大帝作为一代英武盖世的君主,创造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辉煌和荣耀,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
　　这一方面表现在,其一,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张并大致固定了下来,极盛之时,江河万里,四海升平;国威浩荡,四夷卑服,成为其时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也确立了自己当时＂一超多强＂的超级强国的地位。
　　其二,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和法律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完善而成为其后数百年奥斯曼人遵循、效仿和追求的范版。
　　但是作为事情的另一面,无论其时相对其对手拥有多么巨大的军事优势和心理优势,这位自称＂万王之王＂、＂真主在人间的影子＂的突厥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东无法彻底征服坚韧顽强的波斯王。
　　向西无法征服屡败屡战的哈布斯堡王朝,两线作战的态势极大地消耗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力,这种局面直到穆拉德四世时期才得以根本改观。而彼时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波斯沙法维王朝双方都已经失去了扩张的势头而明显走下坡路了。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专制君主,苏莱曼一世多疑与容易走极端的个性缺陷与中后期的昏聩与腐败,如前所述,也给帝国的未来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伴随着苏莱曼大帝的去世和优胜劣汰的皇权继承制的终结,英君圣主独断专行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后宫嫔妃、代夫沙梅与近卫军逐步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前台,奥斯曼帝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盛世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