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后，投下达鲁花赤的任命更为系统，对其斗争的影响有多大？

　　#历史开讲#
　　元世祖后，投下达鲁花赤的任命更为系统，而且朝廷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各封君也针对朝廷的政策进行着对抗，达鲁花赤作为朝廷和宗王地方权力斗争的结合点，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影响，是其斗争的一个缩影。
　　其一、投下达鲁花赤忠效于元廷。首先，朝廷对投下达鲁花赤采取恩威并施的管理，针对达鲁花赤的违制行为严厉打压。至元四年（1267），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罢之，至元十三年（1276），大名路达鲁花赤小钤部＂坐奸赃＂，结果受到诛杀没其家的处罚。
　　至元十五年（1278），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因按察司＂发其奸藏＂，＂反以罪诬按察司＂，最后事发受罢黜。至元时，王磐出任真定路宣慰使，衡水县达鲁花赤忙兀台＂贪暴不法，县民苦之＂，磐＂奏置诸法，籍其家资＂，以半给受害人。
　　至元三十年（1293），济宁路单父县达鲁花赤忽哥赤，＂攒敛财物＂，因其先前便＂因赃断罪＂，却不思悔改，由是＂除名不叙＂，＂令本投下别行选官替换相应＂。大德四年，晋州达鲁花赤捏古伯＂诈称母丧，迎归其妻＂，事发，诏以其斁伤彝伦，＂罢职不叙＂。
　　其次，除严刑峻法打击投下达鲁花赤犯罪外，朝廷还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干预，至元二年（1265）规定各投下州县长官，于本投下分到城邑内迁转，五年（1268）规定凡投下官必须用蒙古人员，十九年（1282），诏＂各投下长官，宜例三年一次迁转＂，如无地迁转，＂依例给由申呈省部＂。如《安平县庙学记》记载了大德八年（1304）修建庙学的安平县达鲁花赤铁木答儿为＂前河津县达鲁花赤＂，此二地皆属术赤分地晋州。
　　大德十年（1306）规定，各投下官员，非奉省部明文，毋得擅自离职，各投下有阙用人，自于其投下内选用，不许冒用常选内人，非奉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不得＂一面勾唤＂管公事大小官吏。以上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达鲁花赤在地方擅权而设，也避免宗王讨好地方常选官吏。仁宗皇帝继位后，对诸王政治势力施以重压，延祐二年（1315），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直到延祐四年（1317），才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此项措施夭折。
　　最后，除以重法规范达鲁花赤行为外，又对其功绩进行奖赏，甚至加官进爵，直接任命为朝廷常选官员。至元八年（1271），高唐州达鲁花赤忽都纳等劝课有效，受到奖励，＂以示劝惩＂，至元十三年（1276），别的因任信阳府达鲁花赤，其地为阔端后王食邑，由于治理有效，至元十六年（1279）迁常德路副达鲁花赤，其地虽亦为阔端五户丝食邑，但别的因所任副达鲁花赤并非投下官。
　　后因平定明秀叛乱等军功迁池州路达鲁花赤，后又迁台州路达鲁花赤⑩，二地皆非宗王食邑，此则史料表明投下达鲁花赤因政绩显著而升任常选达鲁花赤。类似的例子还有《从仕郎保定路庆都县尹尚侯惠政碑铭》，＂监县完者帖木耳尝以诸侯王命监卫辉郡＂，后由于＂捕盗有功＂，＂中书改奏是官＂，即任庆都县达鲁花赤，属非宗王食邑。
　　除了将投下达鲁花赤直接改任常选官吏外，朝廷采取最多的办法是授予朝官等爵位。以此削弱达鲁花赤与封君的隶属关系。如前文所述火失答儿任信州路永丰县达鲁花赤时便被授予了＂进义副尉＂的官阶，同样被授予＂进义副尉＂的还有前文所述宝庆路邵阳县达鲁花赤的和叔，其移彰德路临漳县达鲁花赤时又被授予了＂进义校尉＂的官阶，任彰德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时＂升奉议大夫＂。
　　《故进义副尉元氏县主簿马君墓碣铭》有和顺县令马显，曾受叶速普化（也速不花）银符，至元己巳（1269），＂调天下官＂，除榆次主簿，后升＂进义副尉＂，保德州判官，德州虽为术赤台食邑，但判官为常选官职，非食邑官。
　　《孙都思氏世勋碑》记载阔端后王王府官建都班，至治二年（1322），授朝列大夫、永昌路总管。泰定二年（1325），迁中顺大夫、授本路达鲁花赤，而建都班在文宗即位后随宗王入朝，便一直留在朝廷中，被授予了官职，其后并未见其再与阔端一系有何关联。类似还可见《哈珊大中郡监修学记》，哈珊以＂相裔＂经＂邸选＂任常德路达鲁花赤，即阔端封地，后＂四拜命迁太中大夫＂，也是朝廷加以朝官的例子。
　　《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虎公神道碑》记载了王府属官出身的虎益至元时相继担任龙兴路、抚州路、袁州路、徽州路达鲁花赤，龙兴路为真金食邑，抚州路为阿里不哥食邑，袁州路为世祖斡耳朵食邑，而且其监龙兴路时＂官以中顺大夫＂，抚州路时＂升中议大夫＂，监徽州路时＂升少中大夫＂，不过徽州路并非诸王食邑，应已改任朝廷常选官吏。
　　至正十二年（1352），出任术赤台食邑德州平原县达鲁花赤，且已加文林郎官阶，说明元末朝廷可直接委派宗王食邑达鲁花赤，且加以散官，似与此时宗王势衰有相当关联。此类投下达鲁花赤加任朝廷散官或朝官的现象并非个例，世祖后于碑刻题名中常见，在此不多举例赘述。
　　此外，朝廷还规定，投下达鲁花赤亲属需奉诏入侍朝廷。如《韩魏王新庙碑》记载了贤王（旭烈兀）疆理西域，食邑于相，任命其属臣嘉议管理，后嘉仪＂让其叔太中（大夫）＂，自己＂升侍御史＂，成为朝官，其叔也里不花后升任太中大夫彰德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前文所述《大元国故卫辉路监郡塔必公神道碑》，塔必迷失嗣子便曾＂觐世祖皇帝，诏侍汤液＂。
　　这类亲属入侍的现象看似荣誉，其实应为朝廷以此为质，避免投下达鲁花赤作乱，实现控制地方的目的。投下达鲁花赤内和于宗王。对于朝廷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从封君与投下达鲁花赤的反应来看大体上是处于屡禁不止，但又有所成效的状况，食邑封君虽针对朝廷的渗透有所抵抗，但大多数时候都被以强制命令或惩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