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原名王中孚,字允卿。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于金世宗六定十年(1170年)去逝,为京兆府终南县水竹村人士。年轻时期的王重阳曾经试图通过科举的方式进入仕途,成就心中抱负,但是坎坎坷坷,不如人意。 直到金海陵王天德四年(1152年),王重阳才在家乡附近谋得一个小官:终南县甘河镇酒监,而此时王重阳已年有四十。王重阳感觉人生苦短,前途渺茫,加之时局混乱,民不聊生,自认满腔的抱负和才华得不到施展,思想开始出现大的转变,行事作风异于常人。 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年),王重阳在甘河遇到两位外貌与着装奇异的云游道士,便有心学道,得到一些修炼秘文,开始决意遁入道门。在甘河遇仙之后,王重阳改名为王艚,字知明,道号重阳子。 其后,王重阳在终南县南时村挖了"活死人墓",于墓中修行两年有余。得道后,先在关中一带传教,成效不大,遂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东游山东。在山东东路宁海州(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镇),王重阳收到了第一个弟子马从义,改其名为马钰,号丹阳子。马钰将王重阳请至自宅居住,并起命名日"全真庵"。 这一年,王重阳的传教活动有很大进展,依次收丘处机、谭处端为徒。大定八年(1168年)又收王处一、郝大通为徒,大定九年(1169年)收孙不二、刘处玄为徒。在弟子们的协助下,王重阳在胶东半岛一带以"会"的名义建立诸多教团,影响不断扩大,全真教已基本建立。 大定十年(1170年)正月,王重阳预感大限将至,召集马谭刘丘四大弟子,对身后之事进行安排,随后逝世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众弟子将其在终南故庵修复,更名为"祖师庵’’即后来的祖庭,王重阳的灵柩后来由马钰从大梁迁至祖庭安葬。 王重阳去世后,马谭刘丘四大弟子在祖庭为其守丧三年。大定十四年(1174年)秋,守丧之期满后,四大弟子相互道别,约定在北方各地进行修行或者传教。马锤主要在陕西关中一带传教,谭处端在洛阳一带传教,刘处玄由洛阳转向胶州半岛进行传教,丘处机则西行至秦陇一带修行,后接替马钰在关中布道。 孙不二后来也到洛阳进行修行,七年之后东游传教。郝大通则先在河北一带修行传教,后也转向蓬莱一带传教。王处一则先入道修行九年,后于齐鲁一带传教。经过七位弟子的大力弘扬,短时间之内,全真教就盛行于山东、陕西,河北及中原一带。对于全真教初期的发展态势之顺利,王鹗在其为李志常所撰道行碑中有记述:"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阳真人为祖师,其自甘河遇仙,刘蒋焚庵,行化关东,前后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 面对新崛起的全真教,金朝统治者的态度较为复杂多变。全真教的浩大声势,不得不使统治者有所猜忌。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 181年),金朝开始清查度牒,无牒僧道均遣返回原籍,马钰等人的传教活动受到影响,被迫返回原籍山东,"官中有牒发事,遂以关中教事付丘长春为主张焉,仙仗东归"。 不过,鉴于全真教的势力持续发展,后来金朝对全真教采取了缓和的态度。大定二十七年(1 187年),金世宗召见王处一问道,问其养生之道,这是全真教徒首次受最高统治者接见。翌年,金世宗又召见当时的掌教刘处玄入觐,全真教的合法地位开始得到金朝国家的正式承认。 同年,金世宗也召见了丘处机,并赐其冠服,命其主持醮事。在丘处机举行完法事后,金世宗下令在官庵塑吕洞宾、王重阳、马钰像供奉,又多次诏见丘处机以以养生之道相问。 金章宗即位后,全真教与金朝之间的关系骤起波澜。金章宗明昌元年(1 190年),朝廷"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 次年情形愈加严重,丘处机等被遣回原籍,掌教刘处玄竟然在家乡山东莱州被追捕下狱。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旱情严重,发生灾荒,饥民四起,金章宗寄望于祈雨设醮,又因全真教能安抚民心,对其态度开始好转。 承安二年(1197年)初,金章宗召见了王处一,问其道教经义,并以北边战事相咨询,事后赏赐观额(即得到官方允许修建的道观的名额限制,需向官府购买),使祖庭得以修建。是年冬,又召见掌教刘处玄,待如上宾。次年刘处玄离开时,金章宗又赐五个观额。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征召王处一至便殿,问养生之道,赐号"体玄大师",并留居都城崇福观。 泰和元年(1201年)及三年(1203年),金章宗两次诏命王处一设普天醮于毫州太清宫。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期间,王处一多次被诏命入宫,可见此时的全真七子中,王处一的制度地位最高。泰和三年(1203年),掌教刘处玄去世,丘处机继任为第5代掌教。三年后,蒙古正式立国,南宋的韩伲胄也开始北伐,金朝需要应付的战事越来越频繁。 到了卫绍王、宣宗时期,金朝越来越衰落,外有蒙古侵凌而不断失地,内有权臣争权而制度混乱。此时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时发生旱灾,人民生活艰苦。各地全真教道士此时极其活跃,一方面救助困苦百姓,一方面以教义安抚民心,因此全真教在北方深得百姓信任,而丘处机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金宣宗贞祜二年,金朝迁都南京(又称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此后实际控制区域越来越小,原金中都一带很快被蒙古占有,河北山东一带则豪强并起,难以管控。对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各色势力,蒙古和金朝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拉拢。北方复杂的形势,南宋当权者认为中原可图,也派使者北上,在山东一带活动。丘处机此时正带领众弟子在山东一带重点传教,声誉颇隆,教众甚多,自然引起了金朝、南宋、蒙古三方势力的关注。 贞祜四年(1216)年,金宣宗遣使诏丘处机至汴京,以求借助全真教稳固其统治,却遭到拒绝,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我行处,无敢违也。显然,丘处机用行动表明他已经不认为金朝有"天命"了。金宣宗兴定二年(1219年),即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金宋两方又多次派遣使者邀请丘处机到各自都城,但都被丘处机拒绝了。 当年底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者持金牌到达山东,请丘处机远赴漠北,丘处机认为"天意"在蒙古,决定投靠新兴的蒙古,于砍年年初率十八弟子启程西行参觐成吉思汗,"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辞而发轫,侍行者一十八人,皆丛林之杰出者"。历时三年,终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得与成吉思汗会面,并得到成吉思汗的嘉许:"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 来,朕甚嘉焉。"丘处机则回答:"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言语之间,十分融洽,丘处机后来又多次为成吉思汗讲解道家学说,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处机返回到燕京,继续主持斋醮之事,宣扬全真教。此后,成吉思汗不断发来圣旨,给予了全真教很多特权,如出家的全真教徒可以蠲免赋税差役。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又传圣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 此时,丘处机的声望已经是无可复加了,成为自王重阳创教以来对全真教贡献最大的人。由于成吉思汗的推崇,社会上形成一股追捧全真教的风尚,时人感叹日:"国朝启运之初,其门人丘长春首被征聘,仍付之道教, 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间,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 太祖二十二年六月,丘处机病逝,后由尹志平任掌教一职,由李志常负责料理平时教务。当年七月,成吉思汗随即去世,元太宗窝阔台汗即位,继续与全真教保持着良好关系。太宗元年(1229年)七月,窝阔台汗在克鲁伦河大帐召见李志常,并聘其为皇子师,留至十一月。太宗四年(1232年),窝阔台汗征伐河南后北返,途中曾在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行宫接见过尹志平。 太宗五年(1233年),李志常又奉诏在燕京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太宗七年(1335年),窝阔台汗命尹志平和李志常选道士到和林修筑道观和主持道事,并在圣旨中称李志常为"仙孔八合识"。李志常奉诏前往和林修筑道观,在道观修筑好后,又令樊志应、王志坦等同辈有名望的道士在和林进行传教。 元太宗十年(1238年),尹志平退隐,让全真教掌教之位于李志常。在尹志平为掌教时,李志常就掌管着教内大小俗务,在教中地位不下于尹志平,"真常摄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当他成为掌教后,更是改变全真教的活动方针,积极参与制度事务。李志常受三代大汗青睐,经常往返于燕京和林之间,奔波于大漠南北,"燕去和林数千里,朝觐往返,凡十有三"。元定宗三年(1248年),贵由汗曾令李志常设醮于长春观。 元宪宗蒙哥汗继位后,就再次确认了全真教掌教统领大蒙古国治下道教事的权力,"元年辛亥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宪宗还多次召李志常于漠北和林,命李志常代表蒙古朝廷祭祀名山大川,"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极,修玄默以为天下先,诏真常真人以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巡祀岳渎",对李志常极为重视。 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汗召见王志坦,问其养生学说,王志坦稍微谈及之后便以"此山林枯槁之士为一己之务,非天子之急务也。······皇帝代天治民,当于民兴大利除大害,以奉承天心"为由,建议进行斋醮,普度亡魂。蒙哥汗便命李志常于次年春在燕京长春观设普天黄篆大醮,花时七天,耗资颇多,"出御府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缯千匹,为镇金信币之顷,橘花油烛,梅檀沉水、龙脑、降真,为飨献之礼,其余皆府库支给,不令扰民,又以银钞五十两补其阙"。 至此,李志常通过与统治者的积极交往,将全真教的威势扩大到了极点。对于李志常在全真教势力扩张中起到的作用,王恽评价道:"惟全真教倡于重阳王尊师,道行于丘仙翁,逮真常李公,体含妙用,动应玄机,通明中正,价重一时,可谓成全大矣。" 太宗七年(1235)年,尹志平令宋德方等人编刻新的《玄都道藏》,太宗九年(1237),宋德方在秦志安等人的协助下,发动教众与信徒,收集因战乱而散佚的道家书刊,出资出力,历经七年,终于在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年)时完成。在编修《玄都道藏》时,全真教将《金莲正宗记》等众多全真教教徒自己新编的道书收录其中。 后来这套《玄都道藏》的内容基本上被明朝官方所修的《工统道藏》所继承,因此,编修《玄都道藏》为全真教在宗教理论基础上夺得道教正统地位打下了基础。历来道藏均由国家出面主持编撰,唯有此次编修是以全真教一派之力独立完成的,可见当时全真教实力之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