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嫁妆习俗为切入点，分析希腊化时期罗马的社会变化

　　文|古今探
　　编辑|古今探前言
　　古典和希腊化的希腊法律和嫁妆习俗通常比早期罗马婚姻法和习俗更先进。
　　社会对妇女婚姻状况的态度变化、她们控制嫁妆的能力、以及她们拥有财产的权利，似乎是罗马家庭法发生这些转变的原因。
　　随着罗马人越来越希腊化，他们的嫁妆和婚姻习俗在总体上与希腊世界的流行模式相似， 这可能是个人效仿希腊法律和习俗的结果。
　　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以及是内部发展还是外部影响是主要原因，一直有很多争论。罗马嫁妆习俗变化的原因
　　罗马嫁妆是帝国时期变化最显著的 习俗之一，因此可以集中分析其发展的过程和可能的原因。
　　证据非常粗略，几乎完全是间接的，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复杂组合。
　　虽然希腊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罗马家庭法的发展，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嫁妆法律和实践的变化是由不断演变的社会态度 推动的，这是罗马人希腊化时道德观念 的转变。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和她们的家长在嫁妆方面享有更有利的财产权，罗马的婚姻关系和嫁妆习俗越来越类似于希腊， 在离婚时，妻子及其出生家庭的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罗马史料一致表明，离婚情况很少，丈夫的权力是绝对的。
　　西塞罗说，在罗马的婚姻中，新娘带来的所有财产都变成了契据，因此合法地属于她的新丈夫，即使在离婚的情况下，丈夫也会保留她的财产，尽管如果他的妻子没有过错，他可能会受到罚款。
　　正如科比特所言：＂凡是有丈夫之家，丈夫之家就是丈夫的绝对财产。＂因为离婚很少见，嫁妆实际上被认为是丈夫一生的财产。
　　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罗马婚姻法的相对严厉掩盖了希腊在5世纪的任何重大影响， 这可以通过将希腊城邦的法律与帝王时期和十二表王朝时期的法律进行比较来看出。
　　相比之下，在希腊世界，嫁妆的保护和归还有许多特殊的规则， 尽管嫁妆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城邦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异。
　　在雅典，除了现金和动产外，嫁妆很少包括任何东西，而在戈廷，房子和土地通常都包括在内。因此，当地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嫁妆习俗。
　　尽管这些城邦之间存在差异，但与早期罗马共和国相比，它们仍有许多广泛的相似之处。正如莫德泽耶夫斯基所证明的那样，希腊城邦有许多基本的法律特征。
　　这些普遍的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希腊法律的统一性，在家庭法和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上，希腊的做法与早期罗马共和婚姻的做法有所区别。
　　在古典雅典，还有一些机制有利于新娘获得嫁妆的权利和她出生家庭的利益，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妇女在婚姻和继承方面享有最有利最自由的条件。
　　因此，就新娘和她出生家庭的利益而言，希腊的嫁妆和婚姻法和习俗通常比早期的共和罗马婚姻更先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更频繁地结婚，这对女性有利，因为她们能够拥有财产，而且随着离婚频率的增加，返还嫁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嫁妆习俗变化的突出表现
　　在公元前230年左右，为了更好地促进嫁妆的归还，引入了特殊的规则：谨慎和行动， 这是与雅典嫁妆实践密切相关的新制度。
　　因此，采取谨慎措施可能代表了嫁妆实践的早期发展，比后来的行动更不正式，人们对罗马共和国早期中期的警诫所知甚少，但似乎罗马人确实采纳了同样的希腊规则。
　　罗马人在西塞罗时代之前的共和国时期，采纳了一些希腊证券，并将其称为警告。 它们可能在法律上是非正式的，因为它们不同于带有规定的罗马本地证券
　　在安排嫁妆方面，对罗马人的思想和实践产生类似法外影响的是嫁妆收入和妻子赡养之间的习惯关系， 这种关系确实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
　　但这是一种法外的、非正式的发展，加德纳令人信服地指出，对妻子赡养费的担忧完全是在法外领域发展起来的。
　　法学家们所讨论的对妻子财产的保护与丈夫获利权的保护之间的区别，可能在共和时期逐渐被更加正式地阐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230年的创新 代表了这一演变的重要一步。
　　在帝国时期，法学家和法典证明丈夫在婚姻期间拥有嫁妆收益的所有权是合理的， 理由是经济激励。例如，把一个女人带进男人的家并支持她，乌尔比安引用经济＂平等＂的原则，来捍卫丈夫从嫁妆中获利的权利。
　　作为＂平衡＂财务状况作为核心关注点的进一步证据，如果妻子的赡养费超过了她的嫁妆所产生的收入，丈夫就可以得到补偿，因此，丈夫的经济利益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尽管不以牺牲妻子的嫁妆本金为代价。
　　必须承认妻子的本金是受到保护的，这是在丈夫的利益权利能够像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得到阐明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
　　丈夫享有利润的权利，这在古典雅典已经存在。
　　因此，雅典嫁妆和罗马嫁妆之间有了更大的相似之处，更深入地探索罗马人将希腊模式或实践纳入自己的法律和婚姻制度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追回嫁妆的能力的增强必须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妇女对财产和嫁妆的权力的更广泛的变化中来看待，这符合基于与希腊文化接触的社会道德转变的论点。 嫁妆习俗变化的意义
　　罗马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可以从老加图的话语中看出，在公元23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系列的趋势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丈夫无论屈服还是拒绝，都处于可怜的困境，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将看到别人给予他拒绝给予的东西。
　　卡托认为女性之间的＂竞争＂是竞争过程的驱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最富有的女性对财富数量产生了向上的压力，女性的控制欲很明显，这也延伸到了贫穷的女性身上。
　　最富有的人想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贫穷的女性则希望效仿富裕的乡村女性，也希望有更多的财富来炫耀。
　　男人也一样，因为妻子的地位是他们自己地位的反映。 因此，妇女模仿同龄人和社会上级的愿望影响了她们的丈夫，他们反过来根据在男性领域中单独发生的竞争性竞争的条件作出回应。
　　在公元前169年的辩论中，卡托发表了一篇演讲，详细阐述了这种普遍的趋势，即女性被视为在婚姻中获得更多的财富控制和优惠待遇。
　　起初，女人会给你带来一大笔嫁妆，然后她把一大笔钱，她不委托给她的丈夫控制，但把他作为贷款，后来，当她生丈夫的气时，她派了一个自己的奴隶去纠缠他，不断地要钱。
　　在这里，卡托宣称罗马妇女把她们的大笔嫁妆留给自己，她们会把这些嫁妆借给她们的丈夫。
　　但最有趣的是，这种对女性越来越多地控制嫁妆的抱怨是在关于当时女性手中积累的继承财富的争议的背景下提出的。
　　卡托认为嫁妆的演变和财产的连续性是相互关联的，并受到相同的不断变化的道德观念的驱动。
　　因此，卡托在一场关于遗产继承的辩论中谴责女性对嫁妆的更大控制，这与人们对财富离开父系进入女性口袋的担忧是一致的。
　　阿斯汀解释了当时女性财富所有权的巨大转变是由于3世纪末大量财富涌入共和国，但他也将女性手中财产的增加归因于更普遍的无条件婚姻。
　　由于这些过程在对抗汉尼拔的初期人力损失后的半个世纪仍在进行，因此，这似乎不是简单地由人口冲击造成的，这可能是暂时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更长期、更根深蒂固的过程。
　　内部和外部的过程可能是相关的，一般来说，更大的财富会激励妻子和生父无条件地安排婚姻， 而这些模式首先出现在精英阶层中。
　　因此，不只是财富的暂时流入，越来越多的妇女独身生活并拥有自己的财产，这表明婚姻习俗发生了质的转变。 应对变化的措施
　　制定奢侈法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抵消人力损失和财富涌入的纯数量影响，但它们被社会对婚姻妇女状况的态度的质的变化所击败。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希腊化时期，恰好希腊世界显示出妇女婚姻条件改善的迹象。
　　在希腊化的世界中，尽管证据不允许进行明确的历时性分析，但还是有可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得一些希腊妇女对财产的控制越来越大， 在一些城邦中，嫁妆至少似乎遵循了从古代到希腊化时期随时间增长的大趋势。
　　在公元前3世纪，米克诺斯岛的一份公共登记册似乎也证明了嫁妆数额的增加，当时许多人承诺的数额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发生最重要的变化的同时，一些希腊妇女似乎对她们的嫁妆和财产有了更大的控制。
　　由于在希腊化后期和罗马早期，埃及的希腊社区通过贸易和旅行与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紧密相连，因此埃及的这些发展很可能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普遍发生的变化的影响。
　　因此，从希腊大陆到埃及和罗马，在保护妇女嫁妆和她们控制财产的能力方面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然而，对财产的控制和返还罗马嫁妆的机制的增加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罗马社会对婚姻中妇女待遇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更广泛的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 在家庭暴力中可以看到婚姻中妻子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正如卡托的话所证明的那样，当时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和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处于一种转变的状态。 笔者观点
　　当时的部分学者把罗马习俗的转变主要归咎于希腊文化的涌入，对希腊文化极为怀疑，并说一旦希腊文学被罗马人接受，它就会腐蚀罗马社会的一切。
　　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担忧得到了下一代人的证实，那时，亲希腊主义在罗马真正流行起来。
　　从现代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商业贸易和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罗马人可能已经熟悉了希腊的家庭法律和关于夫妻关系的哲学思想。
　　嫁妆习俗变化是希腊化时期罗马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碍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希腊相比，罗马仍旧有着较重的东方传统， 与希腊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参考资料：
　　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J]. 陈恒.学术研究,2005
　　希腊化,还是罗马化——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与创新[J]. 陈恒;鲍红信.史林,2011
　　《古代罗马社会生活》(英) 阿德金斯, (英) 阿德金斯, 著.商务印书馆.2015
　　从罗马婚姻制度的演变看罗马妇女法律地位的变化[J]. 谭建华.船山学刊,2008